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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皇帝 王亚南说，中国的二十四史，可谓贪污史，此言不虚。老百姓对贪官污吏充斥着仇恨，只要谁反贪官，谁的人气就特旺。所以，今天，仍有不少人推崇朱元璋式反腐。如果我说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皇帝，很多人可能不相信，甚至会有人打抱不平，因为朱元璋至少看起来是对腐败痛下杀手的。的确，鲜有人把朱元璋看成糟糕的皇帝，更不要说最糟糕的皇帝。要说最糟糕的皇帝(或君王)，也该在桀、纣、秦二世、隋炀帝及朱元璋那些不肖子孙皇帝中遴选，何至于轮到朱元璋? 的确，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对腐败表现得最为痛恨的皇帝。之所以说是表现，是因为我们无法窥知其内心，而只能通过其反腐手段来猜测。朱元璋的反腐手段极其严酷和残忍，用流行的话说，可谓“零容忍”。贪污60两白银，就要枭首示众。甚至，剥掉贪官的人皮，在人皮内填装草料，以警示现任官员。不可否认，明朝的反腐手段是最为严厉的，但是，明朝却是最为腐败的王朝。这是对朱元璋的莫大嘲讽。同时，这也意味着，即便对非法、丑恶现象零容忍，但如果方法不当，也无法使其消失，甚至还会使其蔓延、扩大，千里之堤亦不免毁于蚁穴。 为何至此?因为朱元璋带头破坏了中国本来就极其稀薄的法治因素，致使明王朝的反腐是用一种只听令于具体权威(如皇帝)而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去反对另一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这种反腐手段是彻底的人治。它必然导致这样的政治格局：反腐者最有权力;进而，反腐者最腐败，比其他腐败者还腐败，并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导致腐败不可遏制，社会动乱、崩溃。 归结起来，朱元璋有几大不可饶恕之罪状。 第一，开创特务政治。从朱元璋开始，特务活动机构化、制度化，形成特务政治，从而导致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特务化、黑社会化和恐怖主义化。 在明朝之前，中国政治中就有特务行为。例如，被视为明君贤主的唐太宗就用特务来监视下属的举动，但唐太宗的这种做法是隐蔽的、零星的。更重要的是，它是非机构化、非制度化的。但是，朱元璋将特务活动制度化、机构化、公开化了，利用东厂、西厂、锦衣卫、内行厂之类的特务机构来反腐，甚至处理政务，介入经济活动，对社会进行全面布控和渗透。 特务政治有几个特点。首先，一般地看，特务政治最重要的特点不是它具有暴力性(军队、警察的行为也有暴力性)，而是其暴力不受国家常规法律的制约。其次，特务政治的运作没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并不是说特务机构干的都是坏事，特务机构也会选择性地杀一些贪官，做一些好事，但由于其权力不受法律约束，导致其运作没有稳定性和持续性，进而导致滥用权力和腐败。其三，因为特务机构不受法律制约，导致其行为没有边界，进而不可预期。当然，这种不可预期也不是说特务政治完全没有内部的程序，而是说它不遵循国家常规法律所颁行的程序，从而导致其行为没有边界，人们不知道它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对哪些人采取暴力措施，进而不可预期，这种不可预期又造成广泛弥漫的社会恐怖。其四，因上三点，特务政治必定导致政治和社会的特务化、黑社会化和恐怖主义化。明朝的特务机构庞大，特务活动广泛而频繁，无孔不入，造成暴力风险弥漫于整个社会，从而导致明朝政治和社会的特务化、黑社会化和恐怖主义化，以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种恶果一直影响着此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民国行将结束之际，丁易写了一本书，叫《明代特务政治》，就专门讨论明朝的特务政治。 第二，废除宰相制度，大规模集权，以致于极权。 分权有助于遏制滥权和腐败。本来，明朝以前的宰相制度，算是有限的分权。但是，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施行内阁制度，在皇权本已膨胀的基础上，变本加厉，大幅集权。 当然，特务政治也是集权的一种方式，并且是一种极端的、非法的集权。非法，是指对公开颁行的常规法律的背离和否定。特务政治加上废除宰相制度等行为，使得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权发生在朱元璋统治时期，令清朝也望尘莫及。权力越集中，就越难制约，统治者就越容易腐败和残暴。而明朝的暴君很多，跟朱元璋开启的大规模、制度化集权与特务政治有直接关系。在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下，指望那些皇帝老儿(及各级集权的官员)自我约束，可谓天真幼稚。19世纪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诚哉斯言! 第三，朱元璋真正开启了文字狱传统。 虽然朱元璋以前，中国的言论就不够自由，但以言治罪的事，并不是很多;以言杀头的事，则更少。宋代及以前，中国的言论虽说不上自由，但远无明朝之残酷。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文人士大夫及言事官的誓碑。有宋一代，没有杀过一个文人，所以，宋代大体是没有文字狱的。但是，从朱元璋开始，以言治罪、以言杀头的事情就日渐增多，言论环境迅速恶化。朱元璋的文字狱，远甚于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固然不对，但他有明确的针对性，针对的是反对其政治主张的学者及诽谤其人身的术士。并且，坑儒，也有李斯等大臣从政治路线角度提供的明确支持(李斯说“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