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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会当前需要认真自我审视的地方 【编者按】“让城市看见乡村、让沙漠看见海滨、让白领看见劳工、让男人看见女人、让北方看见南方……个体的学习与成长，往往跟不上整体变化的脚步，纪录片在此刻，当可做为个体认识潮流变化、学习不同的生活与成长经验、交流彼此的喜怒哀乐、从而可以迎向新挑战的工具。华人社会必须经过一段把自我客体化、并进行理性审视与感性认知的过程，才有可能换来下一阶段的精神与信念升华，才能推进到现代化过程的深层核心。” 近日“第四届CNEX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CNEX Chinese Doc Forum, CCDF）在台北举行，20组来自内地、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纪录片提案参与了大会。其中《高楼背后》拍摄人民面对都市更新政策，眼见政府强拆家园却束手无策的故事；《那个静默的阳光午后》大胆挑战华人传统思维及宗教规范，叙述某所佛教大学提倡捐献遗体成为大体老师，补充学术资源，片中的学生对于生死概念产生全新体悟，对于医病关系的角色也有不同认知；《重建餐桌》叙述当代颇受重视的食品安全问题，生机饮食如何能被信赖？影片透露出人、食物与土地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同时表现真挚情感。腾讯思享会专访CNEX制作总监张钊维，以下为访谈实录： 腾讯文化：大陆独立纪录片现状如何？相比较港台、欧美情况有什么不一样？ 张钊维（CNEX制作总监） ：如果我们认为，纪录片是所有文化表达类型当中，最能反映社会现实与社会脉动的一种，那么去了解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现况，或者探讨它跟港台、欧美纪录片的异同，其实就是在看见中国社会的当下现况。这现况，或许可分三方面来说： 一．经济发展 中国的经济成长已经缔造了人类历史上仅见的长时间、大空间、跨阶层的资本积累，而它还在持续当中。所谓下层建筑决定上层建筑，在过去十多年之间，这些资本积累在文化表达领域先后造就了电视剧、美术、广告、音乐、电影、动画等等的狂飙发展，而在近两年，资本的浪潮终于开始垂青于纪录片；或许有些纪录片人会有苦尽甘来的滋味吧。这当然跟国家的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政策上对纪录片的重视，自然会让资本比较放心地进入这个过去看起来不那么容易亲近的领域；这里的亲近，指的是包括名利双收以及政治正确。 这反映在体制内电视台纪录片制作量与播出量的提升，以及制片资金的提高。继而，在节目内容需求大增的情况下，体制内电视台与独立制片公司乃至独立导演之间的合作也更为普遍。比方说，七月间，中央九套在郑州举办了纪录片制作联盟与纪录片播映联盟的成立大会，集结了国内150个纪录片频道与150家制作公司，又比方说，上海文广旗下的MIDA基金，在今年支持了多位在独立纪录片圈已有成就之独立导演的新作品。我们可以想见，传统定义上看似泾渭分明的独立纪录片、独立导演、体制内外等等概念，正在资本与政策的导引下，产生剧烈的挪移与互相渗入。 这一点，其实跟国际上的普遍情况是类似的。在西方，我们经常看到独立导演与独立制片公司，跟体制内电视台的紧密合作。今年在台湾的教育教育影展当中展映的纪录片，如【霸凌】、【小小的善举】、【成名之路】等等，都是这样的例子；前两年在国际间得了许多大奖的【归途列车】，在制作过程中也得到诸多电视台资金的支持。近年来，国内电视台也力图引进这套西方行之有效的模式，来吸纳更多独立导演与独立制片的投入。先前所举MIDA基金即是一例，广州纪录片大会也是，而今年年底中央九套将举办的提案大会，或将此一模式推向一个高潮。 但是，电视台资金是否是独立制片公司与独立导演唯一的给养来源？在国外，我们可以看到支持独立纪录片的资源来自四面八方，除了电视台之外，还可能包括官方与民间的基金会、在线小额募款(众筹)，以及影片制作完成之后的影院票房、DVD发行与网络发行。这不仅仅让独立制片与独立导演有比较丰厚的资源，也让创作者有比较从容与宽裕的创作空间。相对地，国内在这些方面还在起步阶段，这就牵涉到经济发展之后的第二方面，社会多元化。 二．社会多元化 中国在奥运前后，因为经济的腾飞、国际关系的开拓以及年轻一代的成长，使得国内社会的多元发展更加明显。而作为反映社会现实之重要工具的独立纪录片，尽管面临资源不足与制作环境容易受限的难题，但在强大的社会变迁面前，这些纪录片人未曾丝毫怠忽了他们的职守。今年在台北的CCDF国际纪录片提案大会中并列最佳提案奖的两个项目为【高楼背后】、【大路朝天】，前者关注三线城市拆迁过程中所萌发的草根公民意识与固有蚁民心态之间的拉锯，后者以一条高速公路的开拓来透视自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国内投注四万亿人民币进行「第二次大跃进」底下，对基层社会所产生的冲击与影响。 他们能够得到来自华人社会、亚洲以及西方评委们的一致关注，除了题材的切中要点之外，更在于国内这十几年来独立纪录片的发展虽然蹒跚，但也培养出在制作条件、拍摄思路与现场应对能力上足够成熟的纪录片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