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108周年校庆科学报告会上的发言.docVIP

作者简介： 熊易寒，政治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兴趣为移民政治、城市基层治理、比较政治学。 本文是作者在复旦大学108周年校庆科学报告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够在校庆科学报告会上给大家汇报自己这些年来做学术的一些心得体会。 曾经有同学问我，什么样的书可以称为经典？我说：老少咸宜，可以读一辈子，但每一次读都有新的体验的书是真正的经典。 还有同学问：什么样的研究才是真正的好研究？我说：可以融入你自己的生命体验，并且激起他人共鸣的研究是真正的好研究。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在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时候都特别强调体验二字。 为什么体验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不选择引用率或者发行量这些看起来更加科学的指标，而要强调非常主观化、因人而异的体验。这是因为，对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而言，你对生命的理解有多深，你的学问就有多大。 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我至今尚未做出任何值得称道的研究，但是，有一点我很自豪，就是我在用生命做学问，我的学术追求与我的价值观、人生观相一致，我的学术与生命是一体的。 也许有一些同学读过我的博士论文《城市化的孩子》。这不是一本成熟的作品，但是，在这本书当中，字里行间都有我自己的影子和灵魂。我是政治学的博士，在主流的政治学里面，最重要的概念是国家、社会、权力、政体、民主转型等等，而我的博士论文关注的是命运。长久以来，命运一直是文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青睐的主题。在主流政治学的分析框架里，我们找不到命运二字。也许是“命运”这个词太抽象，太模糊，太过于情绪化，与社会科学所强调的精确性和价值中立格格不入。人们以为命运就像手心的掌纹一样专属于自己，其实不然，我们的命运或多或少具有外部性：我们的好运气或许会给别人带来坏运气；反之亦然。正因为如此，政治共同体同时也是命运共同体，我们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分享／分担着彼此的命运。不理解政治，我们就难以真正理解命运；不关注命运，政治学就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 现在想起来，我的博士论文以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与政治社会化为主题，似乎是命中注定的。2006年10月博士论文开题的时候，我选择的题目并不是农民工子女问题。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叫做《心里话》的诗朗诵，在一瞬间征服了我。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说： 要问我是谁／过去我总羞于回答／因为我怕／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 他们的爸爸妈妈／送他们上学／不是开着本田／就是开着捷达／而我／坐的三轮大板车／甚至没有装马达…… 孩子们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久久萦绕，挥之不去。三个月后，我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已经执行了一年的博士论文计划，重新选题，写这样一群“城市化的孩子”。当时，我和身边的朋友一样，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决绝，那么冒险。直到写博士论文后记的时候，我才逐渐理解自己的选择。 倾听和叙述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是在体验我自己的生命。我的命运曾经与他们如此接近：我出生在一个亦工亦农的家庭，父亲是一家小型国企的职工，母亲在家务农，而我自幼随外公外婆居住在县城边上；在农村念完小学后，我转入质量较好的城镇中学寄读，为了让每学期一百元的寄读费有所减免，外婆不得不托教育局的亲戚帮忙，然后拿着领导的条子去敲开校长的办公室，这曾经深深刺痛我的心灵；我这个农村小学的尖子生、班长，在那里成绩一落千丈，上课犹如梦游，直到多年以后我依然不知明白，为什么自己会突然间变得懵懂；但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没有成为农民工的一员，纯属偶然。念高中那年，母亲带着弟弟妹妹进城，一家五口蜗居在父亲厂里19平方的单身宿舍，母亲在厂里做临时工补贴家用，现在想起来，原来自己也是农民工子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 什么在多年以后，我会选择这样一个博士论文题目。 在我看来，衡量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要看它的穷人过得怎么样；衡量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要看它的富人做得怎么样。如果一个社会的穷人尚且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那么这一定是一个丰裕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富人乐善好施、知书达礼，那么这一定是个礼仪之邦。相反，不管一个社会的GDP总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民众仍然衣食无着、低人一等，这个社会在本质上还是贫困的，只不过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已；不管一个社会的文化产业多么发达，高等教育如何普及，只要大多数富人过着醉生梦死、为富不仁的生活，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必然是低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命运，是摆在我们全社会面前的一道考题，它考验着我们对于正义的看法和道德的底线。 写作博士论文的这段经历告诉我：一个学者必须听从内心的召唤，只有内在的激情和激励才能我们在学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直觉或者说感性认识，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就像酵母对于酿酒的重要性一样，虽然不是主要成分，却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当然，仅仅有体验还不足以成就一部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