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苟尔化为群.docVIP

【内容提要】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历来的普遍性定论是“奸雄”。此论犹盖棺之钉，将曹操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但若细细推论起来，怕也未必如此；坦率地说，此论既不确更不当。本文即从曹操不是奸邪篡逆之人，曹操为什么不篡汉自立说起，以事实论证并得出了与人们印象中的曹操形象完全相反的结论，特别是对 “以发代首”、“梦中杀人”、“借粮官之头以平众怒”以及那句流传千古“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等为人们所熟悉的典型事例，做了一番完全不同的诠释。是狂妄邪说，还是荒谬胡言？不妨耐心一阅（此文有些长，其重点在该文后半部），并以此就教于诸位大家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很少有哪一个人象他那样似奇峰突兀，惹人注目。在其生前，权势赫赫，功德巍巍，但也谤议多多，令人侧目；在其死后的千百年中，更是毁誉有加，褒贬不一；甚至在同一朝代也遭遇殊异：时而受到热烈称赞，几可捧到天上;时而又遭无情鞭挞，足可令坠地狱。此人便是曹操。 提起曹操，自然就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奸雄。这几乎成了曹操的专用代名词。人们欣赏其雄，更切齿痛恨其奸。每与敌对阵，对方总是毫不留情地当面斥骂他“欺君篡政”，“名为汉相，实为汉贼”。 哲学上有这样一个命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的哲学意义，就是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必然规律，都有其合理的“内核”，都有使其发生、发展直至衰亡的环境、条件和因素，而不论其是进步还是反动，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我们对曹操的所作所为亦当作如是观。 曹操不是奸邪篡逆之人 首先应该确定一点：曹操不是奸邪篡逆之人。 其理由如次： 第一，从宏观的角度看，朝代更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从东汉末年的具体情势来看，朝代更替也已成了社会前进的紧迫而必然的趋势，既非任何个人力量所能扭转，亦非因曹操企图篡逆所使然。 东汉末年，是一个社会矛盾纷繁复杂、激烈动荡的年代，延续四百年的汉王朝已处于末期，濒临崩溃的边缘。从《三国演义》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也不难察觉到这样几点：一是由于最高封建统治者崇信宦官，大权旁落，致使“十常侍卖官鬻爵，非亲不用，非仇不诛，以致天下大乱。”宦官得势，正派贤良忠诚之士必然受到排挤、打击，乃至迫害，因“禁锢善类”，形成“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三国演义》第一回，下同）。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对后主刘禅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桓、灵也！”（第九十一回）一向以最敬畏、最矢忠于汉天子的刘备、诸葛亮竟然对桓、灵二帝达到了“叹息痛恨”的程度，可见当时是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又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二是“人心思乱”的直接后果是诸侯拥兵自立，地方军阀割据，这又从其统治阶级内部和基层政权进一步催促了汉家王朝土崩瓦解的进程。这些都表明东汉王朝已经从根基上腐朽撼动了，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不是任何外在的力量，而是它自己把自己推到“非亡不可”的危险境地。三是随着群雄并起，相互攻伐吞并的不断进行，更使广大百姓沦于水深火热之中。如在十八路诸侯兴兵讨伐董卓失败后，各路诸侯相互火并，曹操在描述这段历史时曾慨叹：“铠甲生虮虫，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嵩里》）。这是何等惨烈的景象，就连以极富铁的政治、军事手腕的曹操都感叹“念之断人肠”！建安元年，是岁又大荒，做为堂堂国都的洛阳居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出城去剥树皮、掘草根食之。”就连朝廷命官，“自尚书郎以下，皆自出城樵采，多有死于颓墙坏壁者。”（第十四回）残酷的经济剥削，再加上战争的无情摧残和蹂躏，迫使人民武装起义，“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贼势浩大，官军望风而糜”（第一回）。汉天子的皇帝宝座在农民造反的呐喊声中摇摇欲坠，而此时的汉献帝刘协，也不过是不谙世事的孩童而已，连已死董卓的部将都可对他颐指气使。在这样的情势下，汉天子不仅失去了统御全国的基础和权威，也失去了号令天下的资质和能力。因此，首先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主动权的曹操，从表面看，似乎是在把持朝政，欺君罔上，企图篡逆自立；实际上是继续维持和保护了汉室天下。曹操曾说要不是他在朝执政，还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话并不虚谬。当然，做为封建时代有理想、有作为的政治家，也不排除其有假借汉家名份和旗号以积蓄壮大自身力量，扫灭群雄，成就大业的私下打算。 第二，曹操是在出仕过程中，逐步确立起远大志向的，但他并不打算取汉帝而代之，起码在他有生之年决不如此。 其一，建安十五年春（公元210年），曹操为庆赏在邺郡（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建成的铜雀台，令武将以骑射为乐，令文官进佳章以纪其胜事。诸人在“诗中多有称颂曹操功德巍巍，合当受命之意”。为此曹操动情地向属下全面剖露了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