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乐府与乐府诗.docVIP

汉代的乐府和乐府诗 从秦代开始，就有了掌管乐舞的机关——乐府。1977年，陕西秦始皇陵墓旁出土的秦代编钟上就篆刻有“乐府”的字样。但秦代的乐府规模很小，主要是为皇宫祭祀礼仪中组织乐舞表演而设立的。 到汉代，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乐府开始逐渐扩大。尤其是汉武帝时乐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光是乐府的大小官吏和属下人员就曾达到过八百多人。在这些人中，有谱曲、编导的“专家”，有演奏、演唱和舞蹈的演员，有化妆师、道具师、布景设计等专职人员。乐府的职能也从过去单一的组织皇宫祭祀音乐，发展为还要为朝廷的集会、饮宴、迎宾、巡游等项活动奏乐和歌舞。 这时的乐府机关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每年都要派出一些人员去各地采集民谣、民曲。采诗的目的，虽在于了解民情民意为统治者服务，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民歌的作用，使民歌得以流传光大。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西汉时乐府采集各地的民歌，共计有一百三十八首。但这些篇目没有完全流传下来，现存的汉代乐府民歌(包括东汉时期的作品)约为五六十首。后人就把这些由乐府机关采来的民歌，连同汉代模仿民歌体的文人作品，称作汉乐府民歌，是乐府歌曲中最具价值的一部分。它与其他题材形式的乐府诗歌一起又都叫乐府诗，或干脆叫做“汉乐府”。 这些乐府诗，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积极的思想性，广泛、深刻地反映了两汉的社会生活。 其中，有写人民的贫贱生活状态和因此而对统治者的压迫剥削进行反抗的。如《东门行》写一个城市贫民在缺衣少食、难以养家糊口的情况下，不甘心再受官府的残酷压榨，终于“拔剑东门去”，走上了抗争的道路。原诗是这样的：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诗作的一开始就推出了一个去留两难的丈夫形象：他想不顾一切，离家出走，但出了城东门后，因为还是放心不下妻子和孩子，又折回了家门。然而一看到家中的那惨不忍睹的境况，就不禁悲从中来。究竟为什么呢？通过下文的描写可知，原来是他的家境太贫寒了。环视家中，实在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墙角边放着的一个小口大腹的瓦罐子，也只剩下罐底可怜的一点点米了；看看墙边的衣架上，早已是空空如也，没有一件衣服。妻子和孩子，都是像黄花一样瘦削的脸，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都快不能遮羞蔽丑了。自己也因为生计愁苦，过早地就白了头，显得老气颓唐。这样的日子可怎么过呢?他实在想不出一点好办法。 在绝望中，他可能想起那些可恨的豪强地主和营私舞弊的官僚们，他们霸占着土地，肆意欺诈百姓，聚敛钱财，弄得民不聊生。于是长期积压在心中的无奈以及仇恨的火焰，再一次爆发为“拔剑东门去”的抗争行为。 对于丈夫这种走投无路下的决绝选择，妻子、孩子是恐惧和担心的。“看在苍天的份上，看在年幼的孩子的份上，你还是别这样吧。咱不管人家怎样荣华富贵，我心甘情愿跟你一辈子吃糠咽菜过苦日子”。妻子的话凄惨的令人不忍卒听，一种贫贱夫妻的关爱情感也溢于言表，她实在不愿丈夫拿生命去冒险。但丈夫呢，却心意已决，势在必行：“不要再说了！我早就该走了，这样的日子我实在熬不下去了！”看似绝情粗暴的回答，其实是难以形容的痛苦和无奈。不到迫不得已的地步，谁愿意舍弃家庭、抛开骨肉，走上一条用生命做赌注的谋生路呢！ 这首诗反映的是东汉后期下层社会的生活状况。这个时期，土地兼并的形势越演越烈，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压迫和剥削十分惨重，加上连年战乱，城市百业凋敝，普通的城市贫民空有力气，也赚不到钱，普遍过着缺吃少穿的饥寒交迫的生活。诗中写的这户人家就是生活贫困群众的一个代表。全诗虽只短短的几句，但蕴含的意味是深长的。它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揭示了人民群众被迫走上“犯上作乱”道路的原因。 全诗采取杂言的形式，句法不拘一格，长短相济，灵活多变，语言极为生活化，保持了汉乐府民歌特有的质朴风格。其在写法上的突出特征，一是成功地运用了简洁的对话来刻划人物性格特征和表达主题思想；二是成功地运用行动描写来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出东门”、“来入门”的动作写出了主人公内心的痛苦和犹豫，“还视”、“拔剑”的动作写出了主人公由反复犹豫到终于还是下定了造反的决心，从而鲜明地刻画出了一个被逼无奈而最后走上反抗道路的被压迫者的形象。 写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是乐府民歌的又一重要内容。如《战城南》，诗中通过描写阵亡战士暴尸荒野，田园民生荒芜凋敝的情景，谴责了战争的罪恶，堪称一曲诅咒战争的悲歌：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