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中国关于人文素质教育的三次讨论.docVIP

20世纪以来中国关于人文素质教育的三次讨论 　　【摘 要】20世纪以来，关于人文素质教育的讨论主要有三次，即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三四十年代的通才与专才之争、20世纪末叶的人文素质教育讨论。这三次讨论反映了几代中国人对人文素质、人文精神的积极思索和努力探讨，其中的许多真知灼见，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关键词】人文素质教育 人文精神 通识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1）06－0025－03 　　 　　20世纪以来，中国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围绕人文素质教育、人文精神等掀起了多次讨论和论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争主要有三次。本文对这三次讨论做一简单介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几代中国人为提升人文素质、培育人文精神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和探索。其中的许多真知灼见，至今闪耀着理性和智慧的光芒，为我们当前的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一、20世纪20年代科学与人文的冲突 　　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张君劢并未阐释自己的人生观，而是集中论述：“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张君劢认为，科学与人生观有各自不同的特点：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科学可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张君劢的演讲在《清华周刊》第272期发表之后，马上引起了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激烈批评。丁文江在北京《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措辞激烈地抨击“玄学的鬼”已“附在张君劢身上”。他认为，人生观并不能同科学分家，人类只有依靠科学方法才能力求人生观的统一，科学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良好的人格修养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 　　丁文江对张君劢的挑战文章正式引发了“科玄论战”，即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随后，一大批学界泰斗、思想界名流也加入了论战。其中，梁启超、张东荪、林宰平、瞿菊农、屠孝实等著文支持同情张君劢，而胡适、吴稚晖、章演存、朱经农、王星拱、任鸿隽、唐钺等则撰文声援丁文江为科学做辩护。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瞿秋白等也加入了这次论战，他们主要支持科学派，反对玄学派。这场论争的核心问题是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即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而“较其深层次的实质性分歧，却是在于如何认识科学主义，或叫做如何正确理解和处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简言之，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及其支持者将科学与人文基本对立起来，强调科学绝非万能，认为科学不能全部解决人生观问题。梁启超指出：“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有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玄学派极力肯定人类精神创造和心灵世界的独特性，这一点成为他们断定科学不能统一人生观的重要依据。范寿康将自由意志看作是产生人类行为责任和道德的根本：“我们如果能够断定意志毫不自由，生命全无意义，那末，人生不是变成一种机械，试问人类社会里面还有什么道德可言，什么责任可讲呢？”针对玄学派的论点，科学派做了针锋相对的辩驳，并在此之上提出了他们关于科学与人生观关系的见解：其一，人生观是可以统一的。丁文江反驳张君劢指出：“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除非你能提出事实理由来证明他是永远不能统一的，我们总有求他统一的义务。”其二，科学能解决人生观的全部。任鸿隽认为：“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不但是因物质科学的进步，间接地把人生观改变，直接的科学自己还可以造出一种人生观来。”人生观“有一大部分或全部分，都可以用科学方法去变更或解决。” 　　“科玄论战”在当时以科学派的胜利而结束。客观来看，张君劢等人将科学与人文对立起来，完全否定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必然联系，这种观点确实有失偏颇。但是，玄学派看到并指出科学万能论的破产，主张人生观不能仅靠科学来解决，由此而提倡重视和发挥人文精神和中国文化，这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与玄学派截然相反，科学派强调科学足以指导人生观，应把科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这是有道理的。但是，科学派囿于科学主义的藩篱，同样不能够完全正确客观地阐释科学和人文的关系。“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对20世纪中国思想界仍然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它生动地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科学主义与传统人文精神的冲突和对峙，展现了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热情讴歌和积极追求“赛先生”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