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者被抓”看加强新闻舆论之任重道远.docVIP

从“记者被抓”看加强新闻舆论之任重道远 　　摘要：近几年，在一些公共事件发生以后，不时出现“抓记者”的新闻，一些从事揭露性报道的记者，因为直接触动权贵利益或集团利益，遭受“莫须有”的罪名。面对新形势下的新挑战，一方面媒体与记者要不断提高自身职业操守，敢于面对压力与诱惑；另一方面，管理部门与行业协会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全力支持记者正当行使权利。 　　关键词：记者被抓；新闻舆论监督；职业操守 　　中图分类号：G21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3-0181-01 　　 　　近几年，在一些公共事件发生以后，不时出现“抓记者”的新闻。有些政府部门或者企业试图以“诽谤罪”、“受贿罪”追究记者刑事责任。据《新京报》报道，8月28日，伊春警方扣留四名采访空难记者，并扬言“抓的就是记者”，事件发生以后，在当地采访的十余家媒体记者要求警方下释放记者。随后，伊春市宣传部门和警方就此事公开道歉，称“误会”。 2008年1月，《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因报道一起官商较量案件被辽宁省西丰县警察进京拘传，案由是“诽谤罪”。 2008年5月，《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峰曾报道山西吕梁黑恶势力介入煤矿纠纷，同年9月20日，当地检察机关以窝藏罪、妨害公务罪、受贿罪对景剑峰提起诉讼，最后法院以窝藏罪判处景剑峰有期徒刑一年，目前景剑峰已刑满释放，正在申诉。 　　应该承认，一些媒体记者出现行为失范，触及目前有关司法机关指控的某些罪名，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些从事揭露性报道的记者，因为直接触动权贵利益或集团利益，都常常遭受“莫须有”的罪名，特别是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常常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新闻舆论监督，历来是我国新闻媒体的“软肋”。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假设”说：人的行为动机源于经济诱因，当“经济人”成为官场人格的特征后，大权在握，金钱万能，利益的巨大诱惑会让贪官不惜甘冒任何风险，调动自己的巨大能量，运用“软”“硬”两招，应对实施新闻舆论监督的记者，而在这“软”“硬”两招面前，自然不乏铮铮硬骨。 　　 我国著名新闻工作者、中国新闻理论开拓者、奠基人邵飘萍，1918年10月5日创办《京报》，批判当时的军阀政府，军阀政客既恨邵飘萍，又想利用《京报》掩盖自己的丑行。奉系军阀张作霖给其汇款30万元企图收买邵飘萍，然而邵飘萍不但拒收汇款，还在报上大义凛然的发文：“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1926年4月26日，年仅40岁的邵飘萍被张作霖部下秘密枪杀于北京天桥刑场，他用生命之花彰显了职业道德，为当代记者树立了楷模。 　　 2008年9月，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一名矿工死亡事故，一些记者争先恐后赶到该矿，――不是为了采访报道，而是去领煤矿发放的“封口费”，少则上千，多则上万，煤矿方面称，领取“封口费”的记者有四五十人，这其中不乏很多“假记者”，而且“封口费”发放持续了数日，最后中央及山西省相关部门派出调查组着手调查处理这一“封口费”事件。这一事件，不能不令新闻界震撼和深思。 　　事实上，除了“封口费”之类的利益诱惑，怕被曝光丑行的企业或个人（当然都是权钱名利彰显者）经常利用另一种手段则是暴力威吓，记者被打、被威胁事件屡屡发生，屡见不鲜。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丁柏铨总结了当前“三触及”下记者的“三不容易”：当记者触及有关部门或企业不当利益、触及有关部门或虚假的良好形象，触及后事情败露可能会被间则时，“权、钱、黑”往往勾结在一起，共同的利益驱动了他们某些违法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记者要坚持真理并不容易，要坚持职业操守并不容易，要讲真话并不容易。 　　我们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于从人治走向法制，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期间有一个论点一直被强调：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须增强对权力的监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面对新形势下的新挑战，一方面媒体与记者要不断提高自身职业操守，敢于面对压力与诱惑，要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信念；另一方面，管理部门与行业协会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全力支持记者正当行使权利，对于压制报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运用法律武器，同时对其不正当行为进行监管，真正起到规范引导作用。 　　2010年8月27日，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要健全行政舆论体系和问责制度，要更加重视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要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曝光。中央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十六大报告中已有明确的表述，把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写进统一全党意志的纲领性文件中，体现了中央对舆论监督的高度重视，中央将舆论监督上升到制度层面，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