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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心雕龙》看刘勰自然观与玄学的关系 　　摘要：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是魏晋玄学家们着重讨论的一个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多次提到 “自然”二字，且反复强调自然之道。影响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的玄学，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刘勰的自然观，他吸收了王弼等人的名教本于自然的思想及郭象名教即自然的思想。 　　关键词：自然；玄学；刘勰；文心雕龙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3-0028-02 　　 　　 “自然”是道家学说的精义，也是道家手中用以反对儒家的一张王牌。儒家积极入世，道家则遁归“自然”；在先秦，“自然”大都为道家所谈及，儒家则避而不谈，《论语》、《孟子》中皆不见“自然”二字。老子把“自然”和道联系起来，“道法自然” ，而道和仁义是相对的，“大道废，有仁义。”庄子亦云：“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他还认为，后来人们破坏自然，出现了圣人、发展了仁义，才导致人与人争夺，社会混乱。可见，“‘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名教’和‘自然’是儒道的分水岭”，二者是矛盾的。然而，到了魏晋，“自然”观念发生了彻底的革命，“自然”被“名教”化了。魏晋玄学把“自然”和“名教”二者结合起来了，玄学家们把“自然”和“名教”相提并论，二者的关系成为玄学家们探讨的重要命题。 　　“自然”一词，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多次出现。粗略统计一下，《文心雕龙》中七篇直接使用“自然”一词，共计九次。因此，“自然”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如纪昀所说：“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刘永济也认为：“舍人论文，首重自然。” 　　刘勰所处的南朝齐梁年间，虽然玄学发展的高潮时期已经过去，但在思想界仍然有很大的影响，汤用彤曾指出：“玄学因于三国，两晋时创新光大，而常谓为魏晋思想，然其精神实下及南北朝（特别南朝）。”同样，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自然观也受到了魏晋玄学的影响。刘勰对某些发挥玄学思想的作品大加肯定的。如《论说》篇云： 　　“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玄》，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 　　可见，他对于夏侯玄、王弼、何晏的发挥玄学思想的作品都做了赞美。他还称赞玄学家宋岱的《周易论》和郭象的《庄子注》是“独步当时，流声后代”。 　　首先，刘勰的自然观受到王弼等人名教本于自然理论的影响。所谓“名教”就是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名称始于汉武帝时，把符合封建统治利益的统治观念、道德规范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以之进行教化，称‘以名为教’，其核心是儒家的三纲五常。”而“自然观念原本于老庄，主张顺遂万物本性，反对人工造作和礼法拘束。”可见，二者原本是对立的。但是，魏晋玄学家们通过二者关系的探讨，对“自然”进行了改造，使“自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从而把“自然”和“名教”调和揉合起来，形成了名教自然一致的理论。 　　玄学的开创者王弼以其“贵无论”具体发挥了名教本于自然的理论。他指出： 　　“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复使归于一也。” 　　这里王弼认为名教来源于“朴”散。紧接着，王弼又指出，“朴”与“道”是等同的。他说： 　　“道，无形不系，常不可名。以无名为常，故曰‘道常无名’也。朴之为物，以无为心也，亦无名。故将得道，莫若守朴。 　　 既然“朴”即“道”，那么，“道”又指什么呢？王弼指出“朴”和“道”都是“无为”，即自然。《老子》第三十七章有“道常无为”一语，王弼注曰：“顺自然也。”在注《老子》第二十五章时说：“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在注《老子》第二十九章时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为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物有往来，而执之故必失矣。”这都说明了任“自然”就是“守道”。至此，我们得知，王弼认为“名教”是“朴”散的结果，而“朴”就是“道”，“道”就是“自然”。 　　东晋的袁宏在《后汉纪》中，也有不少地方发挥名教本于自然的理论。他说：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后汉纪》卷二六） 　　这就更为明确地指出了名教是根据自然之理制作出来的。 　　我们再来看看刘勰关于“自然”的说法。他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指出人文的代表是儒家的“六经”，并且叙述了《易经》、《书经》、《诗经》等书的产生过程后，他总结道：“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这就是说，体现儒家名教的主要经典“六经”是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