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与“亚洲音乐之都”的兴起.docVIP

俄罗斯人与“亚洲音乐之都”的兴起 　　上海，第二故乡 　　1923年12月5日，在黄浦江与长江合流的吴淞口炮台附近，出现了十几艘船，让准备快快乐乐迎接圣诞的上海租界的外国人很震惊。这是海军上将斯塔尔库率领的舰队，不过，这支舰队不是来挑起战争的，乘员是在与苏维埃军队战斗中失败的俄罗斯人。 　　舰队来到上海后要求登陆，但遭到民国政府拒绝，将强行登陆的难民立刻送回船上。租界当局也不隐藏自己的为难，因为这么多难民一次性涌来是前所未有的。生活在上海的俄罗斯人原来并不多，在革命前的1915年，生活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俄罗斯人加起来约为四百人。和其他外国人一样，许多都是参与贸易的商人及与领事馆有关的人。革命之后，虽然来上海的俄罗斯人数增加了，但基本上都是富裕的、懂法语的上流社会人士，接受这些人士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接受了大量涌入的除了身上的衣服以外一无所有的难民，就会伤害到一直保持着的俄罗斯社会的“名誉”，引起同胞们的担忧。 　　最终，由于斯塔尔库坚韧不拔的交涉，在一千八百名难民中，上海当局允许孤儿（士官学校生中的大多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军人的子弟）及有身份担保的大约一千二百人登陆，剩下的六百余人跟着舰队继续南下到了菲律宾。 　　斯塔尔库舰队事件开了俄罗斯难民来上海的先河。其后，古莱依波夫率领远东哥萨克军队到来，也有因为苏维埃统治的影响所及没有安居之处的从哈尔滨到上海的俄罗斯人。1924年，英国及中国相继承认苏联，俄罗斯难民的处境就更难了。 　　对于失去了归国之路的俄罗斯人来说，只有认命、默默地工作，所以他们几乎没有走到犯罪道路上的。与其他外国人不同，他们对中国人没有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嘴脸，看得出他们想融入当地社会的努力。他们将上海视作第二故乡。随着岁月的流逝，租界的人们看俄罗斯人的目光也有了些变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被称为一流的医生、建筑师、工程师中，俄罗斯人占百分之十以上。 上海工部局乐队一半以上的乐手是俄罗斯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俄罗斯人加在一起，达到一万五千到两万人（其中大约四千人是犹太人），在外国人中排在日本人、英国人之后，居第三位。俄罗斯人成了租界的一大势力。他们的生活形态及艺术活动给予租界文化很大影响。 　　望乡的旋律 　　美国人海莱?福斯特一到上海，立刻出席法国俱乐部的“茶与舞晚会”。在那里演奏的就是俄罗斯人。 　　巴黎风格的大厅灯光闪耀。大大的舞厅并不空空荡荡，俄罗斯人管弦乐队正在演奏《巴黎的四月》。可在我耳里，无论怎么听，都像是《接近冬天的莫斯科》这首曲子在回响。这是一首讲述在雪中行驶的四轮马车被狼群追击、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的调子阴暗的歌。 　　――尼姆?威尔兹《赌在中国的青春》 　　俄罗斯人望乡的惆怅以及对遥不可及的西欧的憧憬，在艺术活动中交集了。到了1930年代，生活富裕的俄罗斯人在举办文艺沙龙、发行同人杂志、举行音乐会等方面十分积极。他们通过艺术活动来加强与同胞的联系，保存祖国文化，并传给下一代。 　　在来上海的俄罗斯人中，有不少音乐家、舞蹈家、画家等都在彼德格勒、莫斯科音乐学院接受过教育，他们为上海租界的音乐文化带来很大变化。 　　在公共租界，从1870年代开始，由外国人发起的娱乐活动就兴盛起来。在文化类俱乐部举行的发布会及交谊舞会等活动中，很多必须有音乐的加入。1879年应市民要求而诞生的乐团最初由上海娱乐基金资助，雇佣了来自菲律宾的音乐家，在公园、广场等户外进行演奏。从1881年开始，该乐团作为工部局的一个机构，由市民所交的税收运营，以后又作为代表上海租界的文化团体广为人知。 　　进入二十世纪，该乐团的公开演奏活动开始从德国招聘演奏家，并配置到各声部，向管弦乐队转变。1922年，乐团改称为工部局交响乐团，以意大利指挥梅百器（1887-1946）为核心，开始向真正的管弦乐团转型。此后，乐团聘用了俄罗斯的演奏家。到了1920年代末，乐团成员的百分之六十已是俄罗斯人。 　　由于有优秀的指挥家，以及与此匹配的乐手，该管弦乐团被誉为远东演奏水平第一。此外，在租界居住的俄罗斯钢琴家与声乐家也频繁地作为乐团台柱上台表演。1936年4月，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在上海演出，其中四个独唱演员中，有三个是俄罗斯人，同时还有一个“俄罗斯赞美诗合唱团”参加了演出。 　　由俄罗斯少男少女组成的合唱团及东正教会合唱团的出类拔萃在租界是广为人知的。音乐家们还热衷于对第二代的教育，上海不仅有好几个私立音乐学校，而且在1936年，俄罗斯几个主要的音乐家还协力创办了上海第一所俄罗斯音乐学校。 　　俄罗斯人与中国最初的音乐家 　　俄罗斯音乐家培育的不仅是自己的同胞。1927年创立的中国最初的音乐学校是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称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也就是今天上海音乐学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