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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播分离改革需处理好十大关系等10则 　　制播分离改革需处理好十大关系 　　 　　处理好“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制播分离是一项制度创新,能否得到真正推进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有些利益攸关方普遍存在的“路径依赖”是一个隐形障碍。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制播分离是生产关系的改革,目的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解放广播电视界的生产力,而不是通过提高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处理好“管理”与“规制”的关系。加强法律对国家干预的规制,以确保干预的正当性。在理顺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基础上重塑国家经济职能以确保谨慎干预,把属于企业的自主权切实还给企业。处理好“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的关系。按照市场经济理论,广播电视媒体只应对其所播出的节目内容是否违法违规负完全责任,但我国特有的国情却使得人们更愿意让广电媒体对节目生产从业人员的言行负无限责任。处理好“体制改革”和“机制改革”的关系。制播分离改革究竟属于机制改革,是广电媒体内部运行层面的改革,还是属于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国家宏观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认识的不同取决于改革者的心理预期不同并会决定实际收益的不同。处理好“生存空间”和“自我认同”的关系。制播分离改革关系到媒体从业者的生存与发展,分离出去的电台、电视台所属的节目制作公司从业人员都面临着一个新的生存空间,有着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两个方面的考虑。只有通过建立共同愿景,进行心理干预,才能加速从业人员对新的身份的心理认同。处理好“卖方议价能力”和“买方议价能力”的关系。制播分离改革后,无论是台属节目制作公司与电台、电视台之间,还是非台属的其他节目制作公司与电台、电视台之间,都存在着事实上的节目买卖关系。无论是买方议价能力,还是卖方议价能力的提升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如何加大参与买卖博弈机构的数量。处理好“市场竞争”和“市场秩序”的关系。在制播分离改革的过程中,市场竞争与市场秩序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果只重视其中一方,很难达到理想的改革效果。处理好“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我国广播电视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要求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有利条件。处理好“合久必分”和“分久必合”的关系。中国广电行业所特有的“一体而多构”的属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外部环境,都会影响广播电视行业的分分合合。(据张志君于《现代传播》2010年第3期) 　　 　　 “融合论”质疑: 　　分化是传媒发展的趋势 　　 　　传媒融合违背了最基本的自然规律。任何事物,无论是生物体,还是技术或是产品,都是走向分化,而不是融合。我们可以将传媒比成生物,受众需求的发展变化、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就是自然环境的演化。不适应受众需求变化和社会环境变化的传媒自然就会被淘汰掉。在这样的规律下,分化则是必然的趋势和规律。技术、受众口味、社会环境的变迁,创造了促使传媒品类分化的条件。当然,也不排除在传媒发展历程中的融合现象。但是,这只能是小部分,或者暂时性的,分化的自然规律不可改变。传媒融合需要融合的媒体在其他方面做出妥协,这样就弱化了各自的独特性和优势。只有分化才能将独特性发挥到极致,从而满足不同细分市场不断发展的需求。传媒的分化可以分为很多种,既有传媒形态的分化,也有传播渠道的分化,还有赢利模式的分化。传媒的种类形态只会由于分化变得越来越多。以历史的眼光回溯过去,传媒实实在在地是在分化。谁也无法否认现在的传媒形态比以往多得多,每个传媒种类都有它独特的特点和优势,否则它无法生存至今。又有什么理由让人们相信未来会和过去不同?分化是传媒发展至今的规律,分化仍然是未来传媒的趋势。“传媒融合”说扩张了人们的想象力,激起了人们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与热情,但是分化毕竟是自然规律。(据陈国权于《新闻记者》2010年第3期) 　　 　　媒体政策解读怎样更有受众意识 　　 　　政策解读是新闻媒体发挥桥梁作用的良好载体,运用与决策部门的联系权威解读政策,运用手中的话语权把权威解读传播出去。政策解读栏目对广大新闻工作者来说更多的是对舆论引导能力的一个考验。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时期,30多年来改革实践体现的现实性、渐进性本身决定了政策有过渡性,决定了每一步改革都要尽量让改革的支持者数量最大化。每个人现在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利益主体都可能有不同的观点,这时尤其要有一个更加明亮的声音,有话语权的媒体就显得尤其重要。政策本身的解读空间,公众对政策解读的需求,以及政策解读的舆论场所使得解读政策成为媒体注意力的焦点。媒体在政策解读中不仅要宣示政策,而且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形成强劲的舆论引导能力,为政策落实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政策解读报道是媒体架在政府部门与广大群众之间的一座桥梁,桥梁搭得好沟通才能没有障碍。(据米博华于《中国记者》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