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华文作家不可缺席.docVIP

发展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华文作家不可缺席 　　海外的华文文学创作可以说源远流长，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近几十年来，随着更多的中国人离开故土，走向世界，中华文化的传播，包括华文文学的繁荣，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令人瞩目的文化盛宴。异域生活的感受和跨文化的体验、世界的视野，使海外华文文学作家拥有更加丰厚的文化土壤和独特的创作思维，基于这种土壤、资源的写作实践，也为中国本土写作提供了很多的启迪和激励。 　　上海，历来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上海的文学界，也一直以来高度关注着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为加强上海与海外华文作家交流，最近，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上海市作家协会华语文学网和复旦大学华人文化文学研究中心承办的“2016海外华文文学上海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主题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今天和明天”，共组织了九组作家与评论家对话。有趣的是，这次受邀参加论坛的海外作家几乎都与上海有着特殊的缘分，他们或是原籍上海，或曾在上海求学或工作。 　　海外作家因为“距离感”而更纯粹 　　张翎（旅加作家）：我的创作道路相对来说起步非常晚，我1998年发表长篇小说《望月》处女作的时候已经41岁了，很多国内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作家都已经功成名就了。介绍我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大家都会说，这个作家是《唐山大地震》电影原著小说作家，我听到这个介绍，心情很复杂，一来要接受这样的现实，小众文学必须由大众媒体来推介到更多读者群里，但是我常常窃以为《余震》并是我最好的作品，但是它使得我跟大众读者之间有了一个桥梁。 　　我1986年离开中国，整个错过了这30年改革开放最热闹的中国，尽管我现在每年都会回来好几次，但感觉上我是过客，我没有根，所以我缺乏那种胆气来碰触当下的中国。可是在我最近两部作品里面，一部叫《死着》，还有一篇短篇小说叫《心想事成》，这两部作品里我真的是接触了当下中国比较尖锐的问题。过去我总是觉得我是过客，我是外来人，我是局外人，我对中国现状没有很深入扎实的感觉。最近我突然想通了，我不可能改变局外人的现状，可是局外人难道不配有观点吗？我觉得局外人的看法跟局内人是平等的，所以我有这个勇气敢于尝试当下的题材，这是我迈出的勇敢一步，我不敢说成功。 　　陈瑞琳（旅美作家，海外文学评论家）：我关注张翎作品20多年。我觉得张翎最重要的成就，是她的距离感，距离美学。当我读她的作品，我强烈感觉到这个作家非常宁静，她在城外讲城内的故事。张翎的小说不批判、不倾诉，所以在她的作品当中，我们要注意她写的是时空美学，她表达的人物是灰色地带的人物，跟严歌苓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严歌苓的作品比较喜欢写刀尖上的舞蹈，具有戏剧性，张翎的小说温和，写的是灰色地带。她自己说，灰色地带层次越多，越能表达人性的丰富。她建构的美学叙述方式，是对人类疼痛悲悯的医治，这是我认为张翎小说的灵魂。她用春秋曲笔，把悲伤的故事推远，把人性剥离成碎片，她不控诉，她淡笔写来，然后把时代的风云录纳在一个绣枕之上，让我们看到里面是惊涛骇浪。 　　薛海翔（旅美作家）：当我谈海外华文文学，我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一代都是从文革苦难中走过来的，我们当时写小说不是有别的东西，我们对文学其实不是很理解，只不过有很多话要说，然后又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说，就用小说来说，其实我们内心深处承载的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文以载道”。我们的作品不大像是为艺术而艺术，一定会掺杂进对“道”的阐述，我们觉得社会上有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我们的理想应该是什么，我们就通过小说来表达它。 　　有的人觉得，经过这几十年的文学思潮荡涤，这种创作思路肯定早就过时了，所以可能在中国新一代的文学创作中已经没有这一类文本，但我们一批在海外的写作者，可能正像前面说的，因为“距离感”，因为是“局外人”，保留了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创作形态，我觉得也挺好。也许等我们这些人老了，不写了，就没有人这么写了。 　　文学要关注全人类困境 　　华纯（旅日作家）：1984年日本举办47届国际笔会大会的时候，上海的巴金先生在大会上做了一个演讲，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巴金说，多少年我一直在寻求一个答案，我已经追求了一生，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进入文学，通过创作实践，追求真理、认识生活，每一本书、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新的答案。所以，我想我走上这个创作道路，其实也是像巴金先生说的，是通过一个生活的实验，找出这样的答案。上世纪90年代，很多留学生写的一些作品，如《上海人在东京》《北京人在纽约》，我觉得他们里面的一些东西，基本上是从人生的失败方面，想找一些出口来发泄情感。这些作品可能反映了时代的一些变化，但是你不能说留学生文学一直是这样的面貌，它总是要走出来，总是要向一个新的方向前进。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展现一个新的局面，我要写一个比较新的题材，把我的感受写出来。 　　《沙漠风云》是我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