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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中国乡村研究综述来源：中国农村观察作者：郑卫东　　内容提要：本文梳理了“国家—社会”框架下中国乡村研究的三个方向，认为“市民社会”研究方向已经逐渐淡出乡村研究者视野。“国家政权建设”研究方向取得的研究成果最多，产生的纷争也最多，很多争论其实是因为人们在不同的概念层次上使用国家与社会概念所致；尽管“国家政权建设”研究方向已经注意到国家与社会的非均质特点，但其整体论与实体论的理论品格成为其致命的缺陷。“社会中的国家”研究方向注重关系分析，通过分析具体的“事件”过程，试图摆脱社会学传统的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该研究方向虽面世不久，但已经显示出超强的生命力。　　自从柯文（Paul A. Cohen，l974）、费正清等西方汉学家倡导中国研究要从“冲击—回应说”转向“中国中心观”，在中国研究中采用国家与社会之类的概念与范式以来，“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在中国乡村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张静把“国家与社会”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分析框架，区分为三个在实际运用中经常有所交叉的研究方向：“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说、“国家中心”说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中的国家”说（张静，1998）。本文接受张静的三方向说，并就中国乡村研究在这三个方向的发展做学理上的梳理。　　一、“市民社会”研究方向　　在西方国家，社会与国家权界之辩渊远流长，但是以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为基础的近代市民社会概念则是在17～19世纪之间才出现的。近代西方的国家与社会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市民社会理论”。所谓“市民社会”，是指在那些源出于保护个人自由的思考以及反对政治专制的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源出于对市场经济的弘扬以及对国家干预活动的应对的近代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上而逐渐产生的相对于国家以外的实体社会（邓正来，1998）。20个世纪7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抬头，苏东剧变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在西方和苏东学术界形成空前的热潮。90年代后，市民社会理论开始从西方和苏东学术界扩散到世界其它地区，遂成为当代世界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　　一些西方汉学家随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寻找“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的踪迹。萧邦齐（R. Keith Schoppa，1982）最早用“市民社会”理论审视知识分子角色变迁与基层组织的互动关系；继萧邦齐之后，兰钦（Mary Backus Rankin，1993）、罗威廉（William T. Rowe，1999）等执着于在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寻求政治语汇（中方的“公”与西方的“公共”）的类同及国家向社会让渡权力来标示出“公域”的范围。黄宗智（Philip C.C. Huang，1993）认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早期现代的西方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理想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他试图构设一个价值中立的范畴——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来描述“市民社会”存在的可能性。王笛也尝试运用“市民社会理论”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分析巴蜀茶馆，寻求中国乡村社会中“市民社会”的“公共空间”（王笛，2001）。　　尽管杨念群先生对西方学者把“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应用于中国乡村研究表示出比较宽容的态度（杨念群，1998），笔者仍然认为“市民社会”理论是建构在西方经验基础之上的概念，它是与西方的民主、自由、宪政、主权、市场等概念紧密一体的。如果一定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寻找“市民社会”的存在，就如同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样是个伪问题。因此，用“市民社会”理论分析中国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是有意义的，而用之分析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特别是传统乡村或改革前后的乡村社会结构基本上是无效的（尽管这与邓正来先生所主张的中国市民社会“不包括自给自足、完全依附于土地的纯粹农民”的观点并不一致。邓正来，2002）。笔者并不否认乡村社会中公共空间的存在，但它与“公共领域”不是一个性质的概念。　　二、“国家政权建设理论”　　“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是“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用于中国乡村研究取得成果最多的研究方向。查尔斯·蒂利（Charls Tilly）认为，在西欧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侵入过程。通过政权的官僚化与合理化，政权向乡村渗透，以为军事和民政而扩大财源，与此同时，乡村社会为反抗政权侵入和财政榨取而不断斗争，国家为了巩固其权力与新的“精英”结为联盟。蒂利的理论应用到中国就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在现代化进程中，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资源总是稀缺的，需要国家动用国家的力量把稀缺的现代化资源动员集中起来，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自晚清政府、民国政府、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不断向乡村渗透，终于建成了“全能主义国家”（total state），国家统治了一切有价值的资源，形成原子化的个人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