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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的美学问题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孙绍振 　　2003年底武汉一家晚报披露，朱自清的名作《背影》在中学生民意测验中得分相当低，中学生不满的理由是，父亲“违反交通规则，形象又很不潇洒”。因此，某中学语文教科书将《背影》排除在外。据说这一消息引起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长的义愤。教科书的编者又连忙出来“辟谣”，说是该新闻失实。《背影》已经决定列入下一册语文课本，一场新闻风波就此平息。但是，为什么要放入下一册，教科书编者并没有任何解释。尤其重要的是：对于“违反交通规则”和“不够潇洒”没有正面回答中学生的质疑。 　　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很严肃的美学问题。遵守交通规则与否，属于实用价值。遵守是善，不遵守是恶。道德的善恶是一种理性。审美价值，则是以情感为核心的，情感丰富独特的叫做美。“情”与“理”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完全统一的，也不是分裂的，而是错位的。 　　在《背影》里，父亲为儿子买橘子，从实用价值来说完全是多余的。父亲执意自己去，越是不顾交通规则、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就越显示出对儿子的深厚情感。如果左顾右盼地考虑上下月台的安全，就太理性了，没有感情可言，甚至杀风景了。这篇抒情散文以情动人，情感的审美价值和实用理性的反差越大，越是动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完全不讲实用理性：你不是为了三百两银子吗？我百宝箱里有的是。可是你背叛了情感，我就不但财宝不要，连命也不要了。把情感看得比财富，甚至比生命还重要，才更动人，审美价值更高。 　　至于“不够潇洒”的问题，也一样。父亲越是感觉不到自己的费劲、自己的笨拙，越是忘了自己的不雅观的姿态，就越是流露出自己心里只有儿子，没有自己。这就是诗意。如果不是这样，父亲很轻松地、很潇洒地、很轻快地把橘子买来了，就光剩下实用性，一点诗意也没有了。 　　学生不理解，与他们缺乏美学修养有关。对《背影》进行到位的教学，对于青少年进行审美启蒙是很有帮助的。 　　当前语文教改课堂上最为突出的现象是：由过去的“满堂灌”变成了“满堂问”。问来问去，平面滑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什么都是对的。《背影》中的父亲“不够潇洒”也是对的。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就是“一切由学生说了算”。事实上是，一千个学生说了都算，就没有人说了能算，放任这一切，就完全放弃了教师的职责。 　　其实，就是接受美学，还有一个“共同视域”范畴。在一定的历史语境当中，还要看你是不是达到学科前沿，有一个相对而言哪一个比较深刻正确的问题。福建师范大学赖瑞云教授在他的《混沌阅读》中指出：“一千个哈姆雷特，还是哈姆雷特，不可能变成李耳王。”教师有一个如何把学生向当代学术水准的高度引导的任务。当学生把《背影》的精华当成糟粕的时候，语文课本编者的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这不仅是对美学观念的考验，而且是对思想方法的考验。《背影》的语言，和朱自清同时期的许多作品相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不像《春》《梅雨潭的绿》和《荷塘月色》那样采用华彩的语言、排比的句式，不作大幅度的渲染，直接抒情的语句都被压缩到文章的结尾去了。在作者情感发生震撼的地方，用的是比较朴素的语言，几乎全是叙述。这是很见功力的。朱先生早期常用的抒情和渲染的办法，其实并不是文章成熟的表现，留下了比较稚嫩的痕迹。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朱先生的文风，一洗铅华，回归朴素，达到了更高的层次，这是叶圣陶、唐弢、董桥早已指出的。 《背影》从上个世纪20年代写出来，直到今天，80多年期间，文学理论、教学方法和观念，更迭颇为频繁，但是，对于《背影》的解读，却并没有多少进展。其最佳者，照搬叶圣陶先生上个世纪前期所作的论述：作者笔下的父亲把大学生的“我”当做“一个还得保护的孩子”。圣陶先生还提出，全文含蓄地表达了做儿子的深情，省略了许多多余的直接抒发的成分。今天客观地推敲，圣陶先生的说法还是比较表面的，没有真正抓住《背影》中父子感情的深刻和独特的表达。我们来看这句话： 　　我赶紧拭干了眼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被父亲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怕别人看见，还有道理，怕自己的父亲看见，就有点特别了。这里明白地显示了，儿子对父亲之爱和父亲对儿子之爱的不平衡，或者错位。对父亲的爱，儿子在起初并不以为然，对父亲随时都要加以保护的姿态毫不领情，甚至是厌烦和拒绝的。但是，父亲在儿子种种明显的抵制下，却依然故我地事必躬亲，没有丝毫感觉，直到父亲为儿子买橘子。这里不可忽略的有以下几点：第一，面对父亲那么多正面言语和行为，儿子都没有被感动，却被父亲并不优美的、笨拙的、没有诗意的背影感动得热泪盈眶。第二，这种感动，是偷偷的，不能让父亲发现的，因为自己对父亲有愧疚感。这种愧疚感，在当时，是一种懊悔（两次提到自己当时真是“太聪明了”“聪明过分了”）。这种内疚和懊悔的性质，并不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一贯的”。其动人之处，恰恰在于双方感情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