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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马线上的思与行——《斑马线上的中国》（精装版）读记 前日，喜闻邓子滨教授《斑马线上的中国》精装版已经面世，有幸在第一时间拜读。新的“斑马线”较之两年前的版本，除了对原有文章进行了修订，整合重写了“律师”和“死刑”两个话题，还增加了四分之一的全新作品，单独列为一辑，并附上单向街书店《斑马线上的中国》读书会的文字实录，内容大大充实和完善。观之厚重精良，拿在手里却不觉沉重，展开书页，发现这一版选用了更为轻型的纸张和裸脊锁线的装订工艺，书本可以轻松摊平，不再有翘动或松脱之虞，阅读体验十分人性友好。两年前，邓子滨教授微言大义，用《斑马线上的中国》展示法治十年观察，深入人心。每当我严守红绿之别而落后友人之时，就常常收获“都是受邓老师影响”的评价。时至今日，法治中国建设方兴未艾，种种困境实在需要“斑马线”这样的法治课堂来持续呈现、提醒和求解。 规则：法治的生活方式 从《刑事法中的推定》中直言“推定”是“温柔的陷阱”，到《法的门前》中卡夫卡式法律世界的重重揭示，从《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中大胆痛陈实质思维之弊，再到《斑马线上的中国》里抽丝剥茧般的法治剖析，邓教授的笔触始终冷静、睿智、锋利，而且对文学参与法律的表达，把握的非常优雅。既能对中国法律制度宏观阐释，又能进行“小切口”观察，以事系言。无论学术鸿篇的抽象思辨，亦或随笔小品的信手拈来，都能带领读者超越有限的个人经验和喜怒痛怨，清醒审视我们时代的积弊之源，探索法治生活的种种可能。 此版“斑马线”中新增的一辑名为“寻求法治的生活方式”，这也是邓教授知行合一的信仰。法治的生活方式究竟是什么，教授坚信这首先是一种尊重规则、信守规则的“规则之治”。可以欣慰地看到，两年来《斑马线上的中国》引发的热议正在促成一种良性循环，“看灯”过马路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交管部门的不懈付出和公益宣传的持续进行，“中国式过马路”的乱象初步改观。这样的进步看似微小，却像由负及正经过的那个“零”，是方向性的进步。人们开始意识到规则是行为必须受到的限制，好的规则就像简便易懂的公共生活说明书，照着做，一个公民就会被文明社会接纳，人际交往的“摩擦力”也会相应消减。法律虽“不提升幸福”，“不抚慰心灵”，刑法甚至“有伤身心”，但却能够“拘束自由与创造自由”，从而“防止灾难”。法律规则并非希冀每个人都成为圣人和高人，而是期待最低限度的共识，一旦形成有共识的规则，人们就能“确定光谱中的位置”，主动或被动排除掉行为上其他的可能性。凭借对他人行为的预期，对典章制度的信任，正义可感，秩序可控，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才会游刃有余，相安自得。 规则有助于形成习惯，而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这种力量还来自改造和提升国民性的勇气。国民性，是民族的思维特点和行动倾向，是一种集体习惯。严复批判中国的国民性是“始于作伪，终于无耻。”更狠的是林语堂，说“染指，中饱，分羹，私肥”，是中国人“共同擅长的技术”。邓教授在书中毫不讳言“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戾气”，“正在失去节制与方向”，这是“一个都不宽恕”的痛定思痛，是决痈溃疽的大智大勇。中国人不爱守规则，喜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常常嘲笑墨守之人，甚至认为规则就是拿来“突破”的。法治生活方式倡导的正是不能以“人性概莫能外”为由屈从积习陋弊，画地自囚，放弃对先进文明的向往。果若如此，号称的“与众不同”就将“摇身一变，化为泼皮”，实乃大大的惫懒之举。《斑马线上的中国》实质上是一种呼吁，把人看作有责任感的公民，向他的理智和自律感发出呼吁，这种呼吁是非常严肃的。 批评：凛然的诚实 “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想做好一件事，最可靠的方法是先弄清楚如何毁掉它，然后竭尽平生之力去避免。邓教授为人霁月光风，治学抗心希古，不惜乎以赤子之心对抗法治之三大“宿敌”——道德、科技和真相，其勇作“牛虻”的批判精神令人振奋又热泪，钦佩又心折。邓教授认为，任何用法律来推行或者捍卫某种道德的企图，往往意味着深入他人的心灵，踏入他人的家门，支配他人的财产甚至自由与生命。道德一旦绑架法律，就会动摇法治的根基。书中列举之泸州遗赠案中不道德者的权利被公然否定，济南酒驾新政试图对同饮者“大刑伺候”，个性车牌之夭，帅英被指 “骗保”，讴歌民间反扒却忽视法律风险，“碰瓷”引发“扶不扶”和“赔不赔”的纷争，可作如是观。邓教授的立场十分鲜明、凛然且诚实：“国家应当对国民的道德生活保持中立”，“法律的精髓不是鼓励善而是禁止恶”。法律不能丧失其独立的品格，尤其要警惕不慎沦为假手道德求诸利益的工具。以刑去恶，绝非良策，要慎用法律，更要谨慎解释法律。 科技与真相，或者用科技之手段追求真相之目的，历来是“徘徊在司法门前的幽灵”。在《测谎：对精神的刑讯逼供》一文中，邓教授将测谎比作对精神的刑囚，刑讯逼供与精神测谎，一个指向肉体的痛苦，一个指向精神的折磨，都是“真相的熔炼炉”，但这个炉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