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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对文化与战争二者关系的认识 一、战争规模随着文化的发展而演升 战争规模的演升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文化是激发战斗精神的最强号令，战斗精神所防卫的对象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变化。从战争的演变看，战争起先是为了团体奋战。这个团体是具体的，分子之问彼此认识，而且，这个团体是由爱情与友谊的联系集聚起来的。随着社会单位的扩大，同为分子所遵从的社会标准和仪式成为凝聚团体的主要表征。经过巴甫洛夫的条件化历程以及一些不可逆的烙印，这些非常抽象的价值在每个人的文化里，都取代了团体防卫举动里最原始、最具体的对象。这种传统的条件化替代对象，对战斗性热心的功能将有关键的影响。一方面，对象本身的抽象性质使得它又显明的残忍性，而变得绝对的危险。另一方面，它使得战斗性热心在为真正的道德价值效劳的时候，能够得到支援。假如没有战斗性热心专注的奉献，战争不可能长久持续，其破坏力也不会趋于极致。共同的文化价值凝聚起来的军队战斗力显然大于同等数量的一群乌合之众。因此，历史上能征善战的军队往往是由共同的文化价值维系的军队，并且深信自己的文化优于它的对手。 二、军事技术是文化最有力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承认，军事技术是衡量军队发展水平的标尺，先进武器战胜落后武器、工业社会的热兵器战胜古典农业社会的冷兵器是历史规律。“总之，手枪战胜利剑，即使最幼稚的公理论者在这里都应当明了。”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则指出：“人的物质设备，举凡器物，房屋，船只，工具，以及武器，都是文化中最易明白，最易捉摸的一方面。它们决定了文化的水准，决定了工作的效率。在一切关于民族‘优劣’的争执中，最后的断语就在武器，它是最后的一着。”由此可以看到，作为物资设备的武器乃是文化的一个方面，而且（工程科技论文发表---论文发表向导网江编辑加扣二三三五一六二五九七)扮演着解决争执的仲裁人角色。“任何帝国、任何文明、任何民族或者任何宗教的崛起，莫不以这种‘打打杀杀的事情’上取得优势为先决条件。通常，最成功的思想、宗教、民族、文明和帝国，都不过是设法获得了更多的大炮，然后利用大炮将其余的对手压制了下去。”这与毛泽东把原子弹视为决定命之运武器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虽然技术并不是战争中取胜的根本因素，但战争中始终充满着军事技术的较量却是不争的事实。l9世纪中叶以来，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一方在战场上的损失和它的对手相比很不对称。在1886年普奥战争的7场主要战役中，装备有后装击针枪的普军给奥军以重创，奥军的伤亡比普军高达3—8倍。在殖民战争中，由于武器装备的差距更大，即使是最庞大的、最勇敢的本土军队也会被帝国主义军队以相对较小的代价所击败。最为典型的就是，在1898年恩图曼战役中，赫伯特·基切纳少将指挥的英埃联军利用发明不久的马克沁机枪和李·恩菲尔德步枪，在一个上午的时间内就歼灭了1．1万名伊斯兰托钵僧，自己却只付出了48人的伤亡，这样的战争无异于一场屠杀!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军事技术担当撬动大国崛起的那根最有力的杠杆却是不争的事实。早期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如此，后期新兴世界性大国美、日亦然。英国在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走上世界强国的道路，所依赖的就是机动性能较好的武装商船、射程较远的火炮和纵阵战术等优势。近代殖民主义之所以敢于远涉重洋，对天朝大国发动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倚仗其火器技术的优势和造船技术的先进。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这些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了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讲，一部大国崛起的历史，就是军事技术创新的浪潮一波高过一波的历史。 三、现代军事组织是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 列宁在评论旅顺口的陷落时深刻地指出：“一个国家的军事组织和它的整个经济文化制度之间的联系，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密切。因此，军事上的破产不可能不成为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开端。像历史上屡次发生过的那样，先进国家同落后国家的战争这一次也起着伟大的革命作用。”恩格斯以拿破仑使之完善的那种现代体系为例，总结出现代作战体系的两个枢纽是：人员、马匹和大炮这些进攻工具的大量使用和这些进攻工具的运动性。他进一步指出这两个（工程科技论文发表---论文发表向导网江编辑加扣二三三五一六二五九七)枢纽都是现代文明军队的特征。进攻工具的大量出现是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结果；特别是武装力量和人口总数的现代比例，是与资产阶级解放以前的任何一个生活发展阶段不一致的。军队的运动性也是和兵士的文化水平相联系的，因为他们在许多场合必须善于独立行动。法国革命以来，巡逻、粮秣征发、前哨勤务等大为的发展；兵士常常必须单独行动并依靠自己的智力行事；散兵战获有重大意义而其结果则视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