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理论与马克思哲学范式的新探索论文.docVIP

　　生产理论与马克思哲学范式的新探索论文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哲学理论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有三种理解方式：第一种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潮，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并不能作为替代资本主义方案的理论基础，否定生产理论在分析当代社会中的作用；第二种以哈贝马斯与吉登斯为代表，认为生产理论只能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部分层面，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变迁，更需要强调制度或普遍理性在当代社会中的支配作用；第三种以杰姆逊等人为代表，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处于马克思所讨论的理论问题域中，生产理论仍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的逻辑前提。批判分析这些理论观点.freelyoftheSign,trans.CharlesLevin,TelosPress,p.131.)经济交换正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正是根据有用性，物体与产品才必须加以思考与理性化，否则它们就不具有交换价值，因此，将商品等同于有用性，正是理性交换的前提。 从劳动的人类学规定来看，将劳动作为需要的满足，作为人的本质规定，在其深层意义上，正是一种基督教式的劳动伦理观念，而这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分析中，已经有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精神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分析。按照韦伯的看法，正是将劳动作为一种天职、作为一种需要，才有了资本主义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有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当马克思将劳动提升为人类学意义上人的本质规定时，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完成了与政治经济学的共谋，这是对启蒙思想的一种转换。对生产理论的人类学基础的反驳，会导致对人的解构，这构成了后现代思潮中解构大写“人”的基础。 对生产理论的第二个批评是所谓马克思哲学中的“种族中心主义”。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虽然他力图将自己与启蒙理性拉开距离，如对资本主义作历史性理解，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自然说，但他并没有对启蒙理性的人类学基础进行追问，这使得他在面对自然时，同样将自然理解为支配的对象。他引用了马克思的这样一段话：“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6—927页。)这种自然必然性的思想，与启蒙理性将自然作为支配的对象的思想没有区别，这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种族中心主义还体现在，他将自己对资本主义分析的生产理论，运用于非欧洲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分析中，导致了原始社会分析中“生存经济的幻觉”(注：JeanBaudrillard,TheMirrorofProduction,.freelporaryCritiqueofHistoricalMaterialism.London,1981,p.3.)权力是从生产结构的支配中产生出来的，但权力本身构成了组成社会体系的一个重要要素，正是这个重要的因素，被马克思忽视了。结合对当时社会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学的批判，他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认为进入支配结构的，除了马克思在生产方式中所分析的支配物质的权力外，还存在支配社会的权力，他分别称之为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他认为不管是在非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信息监控为基础的权威性资源(国家权力)，都是社会建构的重要条件。结构化理论就是将这两种资源置于社会时空构成域中，揭示它们的内在关系以及与这种关系相一致的社会的构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从生产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对吉登斯来说，其丰富的内容只是构成了结构化理论的一个层面。 但在吉登斯的理论思考中，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层面并不是主要的，他更为关注的是权威性资源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变化及其当下作用，在这一点上他综合了韦伯关于政治制度的分析与涂尔干关于道德意识的分析，尤其借鉴了福柯的监控理论。正是在这一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关注监控，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家，关注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后传统社会中生存方式的变化，这也是他评论现代性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他与哈贝马斯一样，虽然两人都意识到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又将生产理论置于另一条线索的制约之下，这构成了他们思想的本质规定。但这种思路上的外在相似性，并不能掩盖哈贝马斯与吉登斯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在吉登斯看来，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普遍性的强调，是传统批判理论的最后喘息(注：参阅吉登斯《没有革命的理性：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而从哈贝马斯的立场上来看，吉登斯讨论的问题都还局限在哈贝马斯所讨论的工具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