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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税费改革看我国财政分权的法制化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和一项改革”1，其核心是清理农村各项收费，以农业税收方式规范征收。有学者对于农民上访问题做了抽样调查，按照上访问题的性质分为以下类别：农民负担问题（63），土地问题（51），村干部贪污受贿问题（24）..，村级选举违法（4），农村教育问题（4），打击报复问题（30），政法部门徇私枉法（12），其他问题（6）。在194个样本中农民负担问题占了近1/3。2由此可见，农民负担问题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桎梏，而农村税费改革也主要是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角度出发，但改革的内容则更多是从政策性问题的角度思考。 虽然政策对于解决现有的迫切问题具有即时效力，但税费改革不仅牵涉农村的税费征收更是关系着农村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关系着我国财政分权的体制完善。无论从现实或是长远的角度看，理论的支撑或者说理论上的正当性是政策切实施行必不可少的指导。 农村税费是农民的主要负担来源，也是乡镇以下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目前我国的农业税收主要包括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屠宰税。而农村收费则多种多样，主要有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乡统筹（包括教育费附加、民兵训练费、计划生育费、优抚费、道路建设费、农村卫生费）、其他收费（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公益服务费、中介服务费、其他收费和集资）。3从农民的这些收入上缴的用途可见，乡、村政府作为基层政府承担了大量的行政管理职能，可以认为农民的负担实际是为其所享受到的公共物品支付的对价（税作为共物品的对价，而费作为准公共物品的对价）。但这种对价的支付倘若是符合关于公共物品的界定，那么又何来的农民不堪重负的问题呢？农民的支付和其所得是否实现一一对应？到底是现实给理论开了个玩笑？还是理论在现实中的苍白无力？ 从乡村承担的职能，我们可以看到乡、村政府的事权覆盖面广，但作为国家一级政府，其收入来源的法定性（包括来自下级的上缴、来自上级的转移支付、来自对公民的征收等等）在宪法等法律中是否真正得到确定？其征收的正义性、程序的法定性是否有法定依据？与之相对应的农民的权益的保障也是宪法权利的一部分，是否有救济的途径等等？ 这些问题都不仅是“税费改革”可以涵盖的，税费改革背后涉及的是我国整个公共财政、民主财政的建立、健全。 二、基层政府财政规范的缺失 在农村基本实行的是多收多支，有学者指出，我国农村财政体制“零和不对称博弈”，在农村财政体制中，农民处于被动和受控的地位，而农村基层政权处于支配和主控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农村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表现为你有我无、你多我少的关系。4而乡政府的行为扭曲主要集中在乱收费上,..由此造成了农民负担问题。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基层政府成为公共资源的垄断集团，成为从事经营的“经济行动者”。5但基层政府作为事实上的一级政府，其在收入和支出方面的自主权并无法律规范。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非对称信息中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称为代理人，不了解这些私人信息的一方称为委托人。在非对称信息环境中，要保证委托－代理关系成立，要求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支付不小于后者参与这个契约的机会成本，这称为委托人面对的参与约束；由于个体是理性的，代理人是否吐露他掌握的实情，依赖于他这样做是否比隐瞒信息得到更高的收益，或者，简单地说，这依赖于博弈规则。 中央政府是代表正国家行使宏观调控权、收入再分配等职能的最高一级政府，地方政府（包括省、市、县、乡镇、村）可以说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国际社会百科全书》认为，地方政府“一般可以认为是公众的政府，它有权决定和管理一个较小地方内的公众政治，它是地区政府或中央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6基层的一级地方政府，也是直接提供社会服务、同公众直接打交道的一级政府。虽然政治上的“讨价还价”无法量化，但一些规律的得出对于基本制度的设计可以是一个理论的检验。 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政治代理人，只被视为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其权力来源于中央。地方享有的各项权力只是中央权力的分流，地方没有独立的财政权力，相应地也缺乏独立的财政收入。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给予代理人的支付，通常只是政策性优惠，而对于地方官员（地方政府的代理人）一般是给予声誉和政治升迁的机会作为奖励。而这些支付只是作为非正式规则被沿袭下来，虽然执行的成本由于历史的默认而相对较低，但真正获得这些支付的条件同样也是非制度的，因此执行成本降低的同时寻求制度外绩效的成本实际上却在增长。因此地方的权力完全是由中央赋予的时候，权力的高度集中性并不能保证权力意志的有效落实。由于权力的分流和中央集权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在现有的分权体制下，一方面地方缺乏努力发展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