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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论文 摘 要 本文试图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中找到重大制度变迁的一般性的最初起因，例如传统计划体制国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 治国者为了维护一定的义理性水平，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这就造成了财政压力，财政压力积聚到财政危机时，国家开始寻求改革，改革的最佳路径是先“甩包袱”再“向新兴财富征税”.freelpter,1918）和希克斯（1969）对这一问题的先驱性研究中，我们受到了很大启发。 熊彼特在1918年发表了《税务国家的危机》一文。他指出，研究财政历史使得人们能够“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熊彼特还有一段特别精彩的议论：“从国家财政入手的这种研究方法，在用于研究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时，效果尤为显著，……在社会的转折时期，现存的形式相继殒灭，转变为新的形式。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的财政政策的危机……。”熊彼特认为，财政体制与现代国家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可以把现代国家直接称为税务国家。他还指出，财政不仅有助于国家的诞生，还有助于其发展。这不仅是因为支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官僚体系就是随着税收体制的建立而建立起来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家借助财政可以日益扩大其管辖权，并把其意志逐渐渗透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因此，熊彼特说，“一旦税收成为事实，它就好象一柄把手，社会力量可以握住它，从而改变社会结构。” 希克斯1969年所写的《经济史理论》主要谈的是，市场经济的演化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国家的介入。在向市场经济缓慢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只有在国家认同并出面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即法律和货币制度）之后，这种被哈耶克称为“自发秩序”的扩展过程才可能持续不断。而且，市场经济在近代欧洲的形成，同时就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民族国家借助市场经济力量才能成型，并要依赖于市场经济行使统治权，所以国家意识到必须保障市场经济秩序，同时也加大了对市场经济的控制。在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就是由于财政原因。近代国家起源于16世纪的西欧，这次历史变革的主要原因就是财政压力，即君主们需要大笔金钱去支付战争费用。国家努力克服财政压力，一方面不断寻求向新财富征税，这导致了现代税收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由于日常征税仍然满足不了非常时期的军费开支，所以借债就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信用是借债的关键。结果，西欧国家寻求借款的努力，促进了资本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的成熟。 我们把熊彼特和希克斯的思想概括为一个基本命题，即财政压力是国家推动改革的直接原因。本文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说是对熊彼特－希克斯命题的补充和扩展。作为对熊彼特－希克斯命题的进一步解释，我们想补充说明的是，财政压力所解释的是根本性的、在历史上有着转折意义的改革。作为对熊彼特－希克斯命题的扩展，我们认为，财政压力不仅是改革的起因，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改革的路径，因此，一个更为完整的命题应该是：财政决定改革的起因和路径。 二、治理国家的政治经济学 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系统，至少包括三种不同角色的参与者，即治国者、官员和公民。经济学家在研究政治体系的时候，总是将政治系统中的参与者假定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者。虽然这种假设多少是为了更为得心应手地应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但同时它又是与源于霍布斯和托克维尔等人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思想一致的。研究政治决策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公共选择学说。其中，对公民参与政治决策之规则和过程的研究（Buchanan and Tullock, 1962; ），以及对官僚行为的研究（Doatic ）统治，传统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本文认为，无论是在哪一种统治类型下，治国者如欲赢得公民的义理性都必须使公民普遍相信，在其治理之下，公民将获得最大的收益或预期收益。公民的个人收益之所以和国家统治有关是因为：首先，国家制定的产权规则实际上为社会提供了激励机制，从而决定了公民从事寻利性活动的积极性。其次，国家会直接向公民提供各种福利。一般而言，公民个人收益中的第一部分是其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决策的结果，而其收益中的福利部分则是其在政治市场上参与集体行动获得的。由于国家在争取公民的义理性支持时直接面对的总是参与集体行动的公民，所以国家为了提高义理性，更注意如何满足公民对提高福利水平的需求。 2．义理性的获得也来自于官员的支持。正如韦伯所指出的，法理型统治最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官僚体系正是法理型统治的基础。韦伯认为，人类社会处在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之中。在这个漫长的路途中，官僚体系由于其在技术效率上的优越性，逐渐发展了起来，成为管理日益复杂的社会行政工作的不能不依靠的一支力量。同时，官僚体系在不断壮大和膨胀起来之后，日益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集团，并在政治领域获得了越来越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