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方法在大众传播中应用.doc

符号学方法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 陈阳 2006-01-17 16:25:12.0 约翰·费思克(1990)把大众传播研究分为两大派别，一派认为传播就是信息的传递 、是一种行为，故称为过程学派(process school)，它视传播为影响他人行为或心理状态的过程，关注媒介如何编码受众如何解码；另一派认为传播是意义的生产与交换、是一种产品 ，被称为符号学派(semiotic school)，它关注的是信息与文本如何与人们互动并产生意义 ，即文本的文化功能，主要研究方法是符号学。 大众传播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符号，印刷媒体中的文字与图画，电子媒体中的人物语言 、动作、表情和画面，网络媒体中电子报纸、在线聊天，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符号(sign) ，即代表某种事物或思想的记号或标志。按Wallace C.Fotheringham(1966)对大众传播所下的定义，所谓大众传播就是“有关符号的选择、制造和传送的过程，以帮助接受者理解传播 者在心中相似的意义。”大众传播过程中充满了符号和由符号构成的文本(text)，符号对于 理解和研究大众传播，开辟了一条柳暗花明之路。 符号学(semiology或semiotics)是关于符号和符号系统的一般科学。它认为，符号由能指(s 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构成，能指是具体的事物(符号形式)，所指是心理上的概念(符号内容)，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武断的；符号的意义来源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或文化背景。皮尔斯把符号分为三种：像符(icon)、征像(index)和象征(symbol)，符号学研究 的重点在第三种，因为在象征符号这里，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更加约定俗成，符号学关心的就是这个意义发生联系的过程——能指与所指间如何产生联系。符号学理论流派异彩纷 呈、各有所长，它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学界近年来的“语言学转型”和哲学、文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领域的突破深化。本文的重点在于符号学方法在大众传播研究中的运用与局 限，以及符号学研究方法对我国传播学界有益的启示。 一、传播文本意义的符号学分析 符号学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主要成果在传播文本分析，即运用符号学方法分析蕴含一定意义的传播文本，这种文本分析的策略跟符号学分析所引起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方法颇有渊 源，如约翰·费斯克和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1978)分析电视，吉兰·戴耶(Gillan Dyer)(1982)分析广告。把符号学方法引入大众传播研究，首先对研究方法带来冲击。内容分析法 是传播研究常用的一种基本方法。詹尼士(Janis)(1965)从符号学角度将内容分析法分成三种： 1.语用内容分析(pragmftic content analysis)：符号归类的标准是发出符号的原因及其 可能产生的结果，例如，“克林顿表示，将争取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这句话，就可以归入“对中国有利的言论”这一类。 2.语义内容分析(semantic content analysis)：依照符号的内涵，将其归类，如统计一篇文章中“中国”出现了几次，“太平洋西岸新崛起的大国”、“拿破仑预言过的‘睡狮’” 这类词语也被计算在内。 3.符号内容分析(sign-vehicle analysis)：以符号为计算次数的标准，如一篇文章里“中国”出现几次就算几次，“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则不算数。 这是传播学者对实际应用内容分析法进行数目分类和统计时所做的有益划分。它破除了把同一含义的多种符号或多种含义的一个符号机械地分类的错误方法，加入对符号意义的考虑，使得分类更加科学、有效。对符号意义的理解不同，同样的研究对象便可能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因此内容分析法的有效性常因其分类不合理(可能有些内容重叠、被归入两个类目中， 也可能有些内容无法归入任何一个类目中)而受到批评，如果能像詹尼士那样，考虑到符号 的不同意义层次，并在所有符号的同一层次上进行分类，就能避免无效分类、保证内容分析 的科学性。以有关香港回归的报道为例，“英国”、“联合王国”、“日不落帝国”、“19 世纪最大的殖民国家”、“结束了在香港长达90年统治的国家”，这些不同的词语指的是同 一个实体，应被归入同一类中，否则，只计算“英国”一词出现的次数，有可能出现数目太少、无法分析的结果。 从詹尼士对三种内容分析方法所做的区分，可以看出这里已经有了对于符号意义不同层次的认识，但符号的意义究竟分为哪几个层次，还有待于其后学者的补充。 符号学对传播研究的影响，不仅限于研究方法，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对于传播内容的分析。 罗兰·巴尔特追随索绪尔，认为符号有两个层次的含义：明示义(denotation)和隐含义(con notation)，前者是符号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