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视角看企业政府所有制：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论文.docVIP

　　第三种视角看企业政府所有制：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论文 .freelsetz)，威廉姆森(oore)。哈特有本书，中译本马上就要出版，《企业、合同和财务结构》，写得比较通俗易懂，概括了他在这方面的看法。 这里的出发点是假定合同是不完全的。任何做实际工作的人都知道合同不可能是完全的，很多情况下都会争吵不休，这是非常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合同不完全，就引出来了所谓剩余控制权(residual control)问题。剩余控制权就是合同没说清的地方谁来做决定的权利。谁有控制权谁就来做决定。如果合同都写清楚了的话，在这个意义下的所有权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既然所有的纠纷在事先都写清楚了，谁拿多少，那所有权还有什么意义？这种用剩余控制权来定义所有权与传统的用剩余收入定义所有权就不太一样。按照这一框架，企业所有权概念中最重要的是剩余控制权，而控制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合同不完全。从这里就引出有意思的分析角度。控制权(control rights)实际上是一种权力(poitment)。政府不同于自然人和其它机构是因为它的权力很大。这个权力大，又是好事又是坏事。权力大了以后，可以做很多事。也正因为如此，事先承诺不做某些事事后就变得不可信。比如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一种观点认为，中央银行应该采用事先固定的“法则”（rule），而不应使用事后“随意性决策”（discretion）。与此相关的是中央银行的行长任期应该特别长，不受政府换届的影响。总而言之是希望通过这些制度安排使得政府承诺的稳定金融政策变得非常可信，不因一时的经济低迷而做出一些对于长久经济稳定不好的决定。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基本原理，即要想使承诺变得可信，应该增加交易成本，使政策变化的成本上升。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似乎有背与通常的直觉的原理。在世界银行的一个有关项目评估中的制度作用的研讨会上，主持人在开场白上说：“我们最近从制度经济学学到很多东西。我们要尽量减少信息不对称，尽量减少交易成本。”后来我评论说：“这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对。”当可信承诺是主要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增加信息不对称，增加交易成本。这是为了保证当时所许诺的过后不改变。在转轨经济中有两大现象与承诺问题有关，一个是软预算约束问题，一个是随意增税，乱收费问题。事先说“你要亏损，我肯定不补”。事后发现，问题出来了，还是非常理性地去补。事先说好了，“我保证什么税也不加，也不乱收费”。事后看到你的利润多了，又变了政策。这两种情况，对人的激励都是非常不好的。权力越大，控制的资源越多，往往不容易做出可信承诺。比如当政府控制中央银行时，当它看到这么多企业破产，它就想办法把它们救出来，如果没有钱，它就可以印钞票。如果另外一个政府不控制中央银行（比如地方政府），也不控制这么多资产，那么它就无力去解救。所以权力大，在某种程度上是负担，不是资产。 最后，即使前面的那些问题都不存在，也还有一个政府负担过重问题(overload)。我们的政府太累。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应做那些私人部门做不了的事情。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公司都有它的“核心强项”（core petence）。政府的核心强项应是诸如宏观稳定、执行合同和法律、提供公共品等等。如果再让它去管企业，必然会到报酬递减的方向去。即使没有其他的问题，庞大的政府的内部管理也是问题。 从以上这四个方面来看（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很多方面），政府的信息问题、目标函数问题、可信承诺问题和官僚体系问题都使得政府所有和控制企业的成本太大。现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会同意，作为长远的目标，可能除了一些极少数的特殊部门外，政府对企业的所有和控制在经济意义上并无优势。 四、转轨期间政府对企业所有和控制的次优原因 中国的改革经历表明，企业私有化开始的较晚，只是在1994年以后，国有小企业和乡村集体企业的私有化才大规模开始，而大型国有企业还在股份制里面探索。到九十年代中期，纯粹私有企业在工业里不超过20%，对经济增长起主力作用的企业并不是私有企业，而是那些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国有，特别是集体企业，是那些些产权不太清楚、不太规范的企业。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政府所有或控制的企业不仅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包括合资和股份制公司中国家占大头的企业。 有什么样的理论能说明这种情况呢？我的基本的思路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制度环境离理想状态还相差甚远，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非常规的制度安排作为一种过渡形式有一定的次优道理（second best)。在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期间，不仅仅市场制度，而且政府体制，都是不完善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可能十年、二十年内，政府和市场的制度都将在不停地演变。因此，制度失灵，包括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方面，就使得非常规形式的企业的政府所有和控制有它的一定的道理。这只是一个基本原理，重要的是要研究其中的具体机制是什么？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