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人题材电影中的文化意义论文.docVIP

　　聋人题材电影中的文化意义论文 .freelal people)”这一用法的，虽然这一对象出现了不下20次。“正常人”在这里绝不是一个纯粹统计学意义上的概念，它代表着强烈的价值取向，并且首先是这个含义。因此，笔者绝对排除了将Hearing People翻译为正常人或相似词汇的可能性，于是难题就产生了。由于电影字幕的特殊要求，描述性的“能听的人”或“有听觉的人”，以及新造词汇“听人”或“听觉人”均被排除在外，观众没有对字幕文本非即时理解的预留时间，因而需要在汉语社会文本中寻找现成的非描述性词汇。这种寻找以失败告终，汉语中只有“正常人”及类似的词汇。无奈之中，我选择了概念游戏：“非聋人（non-deaf）”。 事实上，Hearing People正是西方国家聋人针对“正常人”一词而创造，以称呼其自身以外的那部分人群（non-deaf）。在他们眼里，人群可以分为中国人、美国人，犹太人、斯拉夫人，男人、女人，白人、黑人，胖人、瘦人，穷人、富人，老人、年轻人，同样也可以分为聋人与听人。如同前述分类中不能将其中一类或几类称为正常人一样，听人（Hearing People）也不能以正常人自居。然而非聋人在称呼自己时，可以说自己的高矮胖瘦、宗教、人种、地区，但他们几乎不说“我是个听人”或“我能听”。但“他们常常用聋的特点来称呼聋人，于是聋人也反过来用听的特点来称呼他们”12。因而Hearing People明显以反抗非聋人的话语霸权为目的，以此建立自身的群体认同。 西方聋人社会中滋生的这一趋向是与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同步的。建立在自然生理差异上的一切意义都是一种文化建构，没有天经地义的正常与不正常。葛兰西转向之后，文化研究的对象扩展到阶级以外的领域，在性别、种族、年龄等方面为原来的弱势群体争夺话语权利，完成着对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结构的消解。影响也波及到了聋人社会，对非聋人中心主义的解构便顺理成章。多元文化共生与反本质主义是这些思潮的共同目标，但相对于性别、种族、阶级，聋人文化是较难被主流文化与大众认同的一部分。其原因除了人口数量上的悬殊差距外，还存在着强大的对聋人社会基于医学的病理观。美国“手语媒介”网站因此将对待聋人的观点分为两种对立的视角：病理模式（pathological model）和文化模式（cultural model）。他们是这样阐述病理模式的： ……他们接受这样的行为与价值观，即能听的人是“标准”的、“正常”的，然后去丈量聋人与这一标准的差距与不同……并将这种差异视为消极。该观点还认为聋人有什么地方出了错，而这种错可以也必须加以修正。据此将聋人社会定义为：一群因失去听力而不能正常听到别人讲话的人；一群因失去听力带来的交流障碍而存在学习与心理问题的人；一群不“正常”的人，因为他们不能听。13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外人”（outsiders）视角，必然带来对聋人的家长式的压制行为与态度，并将这一观点称为“听觉主义”（audism），与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并列。而与此决然对立的文化观则把聋人社会定义为： 一个依靠共同享有的交流工具（手语）提供基本的群体内聚力与认同的人群；一个拥有一种共同语言（各种手语）与共同文化的人群，他们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基本方式是视觉性的，所共享的语言依靠身体姿势产生并依靠视觉接收。 有趣的是，也是在这一年年中，同性恋在中国被从精神病名单中取消，长期致力于同性恋研究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在一次关于福柯的演讲中提到：“应该质疑的是，人之性关系为什么一定要在异性之间，那才是不正常的”。这句话移植过来就是：“人为什么一定要能听，那才是不正常的”。正如“美国手语”网站的一篇文章所说：“聋不是残疾（disability14），而是一种不同的存在方式”15。既然男性与女性，有色人种和白人以及高矮胖瘦的人们可以在不同的生理基础上建立起平等，聋人与听人的生理差异为什么就会一定要导致不平等呢？正是在此平等的基础上聋人建立起自己的社会认同，并将认同与不认同这一观念的聋人按首字母大小写区分为Deaf与deaf。维系着这一认同的基础是手语，一些激进者甚至看不起说话的聋人。 以聋人认同为基本立足点的《聋》片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特别是那些聋人小孩，他们没有更多的成见时，往往并不把聋看成不正常。例如一位青年女聋人谈到她小时候从来没有看到过成年聋人时的困惑时，她出乎意料的不是像许多听人所设想的那样认为聋人20岁后就变成了听人（笔者曾以“她会怎么想”问过许多听人），而是认为聋人过了20岁就要死。而那位年龄最小的聋人弗洛朗期更是肯定地说：“我能听”，他的那句“名人名言”：“我看，所以我能”（I look so I can hear）成了该片的招牌对白。如果把非聋人说成是“正常人”或“健全人”的话，对聋人的称呼就不可避免的是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