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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时乡村作文课 龙应台口述 夏辰记录 那一天校长跟很多老师都在，在后边坐一圈，三十多个孩子分成七组，一组五个人，围着一张大桌子。这些孩子里头也有原住民。先教说明文。 我先放两个搞笑的一分钟短片，第一个短片是一个俄罗斯大光头讲俄腔英语，拿着一双不防水的布鞋，教你怎么样用一支蜡烛、一个吹风机，把一双布鞋变成防水的。第二个短片是，搞笑俄罗斯人拿一张白纸，折成一个个小硬块，去撬开一个有瓶盖的饮料瓶。 放了片子之后，让孩子去写这个过程。孩子们先讨论然后写。写了之后，我们用投影机一起看作品，孩子们就会发现，按照他们的写法，根本做不到，因为用词用句不准确。 第二个例子就是那个瓶子，桌子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瓶子，里头是黑麦汁。孩子们照影片上的程序先把一张白纸折成一个小硬块，然后试图去开瓶。孩子们很兴奋很快乐。他很想喝里头的黑麦汁，打开本身又是一种挑战，好像是在玩游戏，有的打不开，有的打开了。打不开的，孩子们讨论是不是角度不对，是不是手拿的力度不对，是不是那个东西放的位置不对，有各种的研究。做了之后就开始写了。写完讨论的时候，他们就明白了何谓文字的精准。譬如单单是动词，用撬、顶、拔、扯、敲、推……全是学问。每一个动词都让他们试做那个动作，孩子们睁大了眼睛：动词那么有意思，简直玩不完。 第三个片子是放来讲。我跟孩子们解释：就是你有一个主张要设法说服别人。我先放一个生态的纪录片，五分钟，迪士尼在1958年推出的片子。在片子里，成千上万的旅鼠，一个劲地往前冲。前面的是带队的，后面有成千上万的跟。经过沼泽，经过树丛一直没命地奔跑，奔到最后，前面就是悬崖，悬崖下面是大海，所以你就看到成千上万的旅鼠冲到那儿，前面那一堆到了悬崖边往下跳，后面的也全部从悬崖跳下去，集体自杀。孩子们看得目瞪口呆。 看完了，我就问这些12岁的小孩，你们觉得议论文的题目应该是什么？一个小孩就举手说“我们不可以盲从”。我说很好，我们就写这个题目，但是请问你们有没有人认为，我们其实也可以写另外的题目：“盲从是必要的”“盲从是好的”？ 他们一组一组讨论，最后我问，谁要写“盲从是不好的”，全部都举手。我再问，“有没有人要写盲从是好的？”没有一个人举手。 写完之后，每一组的代表作就拿到投影机放出来。盲从是不好的，那请问小林，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张大明他在班上偷了东西，你会不会去转述？因为你相信是真的。孩子说我绝对不会，因为不知真假。我说，如果有九个人陆续来跟你说大明偷东西呢？他说我也不说，因为可能是假的。我说那么99个人来跟你说呢？他说“盲从不好的，所以我绝对不说。” 受到影片启发，孩子的作文谈“不可盲从”，洋洋洒洒，给了各种各种理由。接下来，我跟孩子们说，刚刚那个电影很好看，对不对他们说“好看”。“有启发是不是？”他们大声说“是。”“你们得到的教训是什么？”他们说“人不可以盲从。” 好，我说，那我告诉你，那个片子是假的。 孩子们睁大了眼睛。 龙应台：我自己就是台湾南部乡下长大的小孩。先是农村，后来是渔村。18岁前没去过台北，17岁前没坐过私人轿车。16岁读台南女中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到学校门口的公共电话亭去打电话，那些城市里的同学故意说，讲话不要超过一分钟，超过一分钟会爆炸。我真的相信了。所以你就知道，城乡距离是非常大的。对于一个乡下的孩子，第一个就是知识上跟别人差很多，物质上当然不要提了。我一辈子，不管是写作，还是出任公职，城乡差距这件事，一直在我心里，我的眼光永远看得到乡下。这一次，是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企业家柯文昌，要回馈他出生的乡下，屏东潮州。柯文昌的潮州乡村工作要开始的时候，我就说，送你一个礼。刚好我身边有三个潮州的乡下小学的校长，我就说，礼物就是我到乡下的小学来上一堂作文课。因为少子化，屏东潮州的这三个小学，每个学校总共大概不到50人。所以三个学校六年级的学生全部放在一起，只有个，再加上几个对作文特别有兴趣的五年级孩子，总共我要给35个孩子上作文课。 龙应台：我有一点没信心，心里说，要教写作的话，学生总要字认得够多吧。六年级好像保险一点。 龙应台：哈，为备这堂三个小时的课所花的时间，超过我给3000个博士生演讲准备的时间。首先，我请三个学校把六年级的语文课本找来。台湾现在教科书不是统一的，三个学校有不同版本。我先了解现在的语文课内容。然后，老师把学生的作文寄来，我要看看孩子们写些什么题目，认多少字，表达能力在哪里。第三件事情，我请人去把1964年，我自己12岁时的语文课本找回来。 我发现现在的六年级语文课本编得还蛮好的，很活泼，也不浮浅。比如有一堂课，是在讲物理学，但是用非常优美的文字去讲。也有讲家庭关系，讲大自然的，相当活泼。 这些课本编得这么好，代表有一群人，默默在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世界这么乱，他用心地为孩子们编书，真值得赞美。再看我自己1964年的国语课本——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