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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13年会论文 理念之外的理念 —修复性司法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运用 叶莲 摘要：从北京蓝极速网吧案到轰动全国的合肥毁容案，从无知轻率的报复行为到蓄意的杀害行为，一起起触目惊心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让人们诧异与心寒之余，又不禁为之扼腕叹息。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身心方面具有其特殊性，如果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采取和其他刑事案件一致的做法，未免让人觉得法律太过于严苛与死板。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即注意到了这一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是此次修改的一大亮点，体现了法律温情的一面，也是我国刑事司法政策中引进修复性司法理念进程中的一大跨越。我国从国家角色的转变和去标签化两方面对修复性司法理论进行了吸收、同化。基于法律的工具性价值、儒家文化底蕴、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和实践基础以及未成年人的特殊性等因素，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领域引进修复性司法具有一定的价值。然而，虽然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中对修复性司法做了大胆引进与尝试，但还存在着如社会被排除在程序之外、对被害人保护力度不足和程序等问题。因此需要完善对被害人进行修复的双重修复制度，突出社会力量作用，构建合理合法决策程序，细化程序规则及与公诉程序衔接等方面。目前我国虽然在短期内建立完善的修复性司法制度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在条件相对比较成熟的城市进行试点，并逐渐推广，逐步完善。 关键词：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 修复性司法 相信2002年那场由几名无知少年轻率的报复行为点燃的大火依旧灼烧着众人的心，2011年轰动全国的合肥毁容案却又一次无情的摧毁公众对于未成年人的美好期待。当我们探究案件的具体原因时，大多数人在震惊之余，更多的是痛惜。多数未成年人犯罪动机用成人的眼光看来，甚至可以用可笑来形容，而且未成年人是非常特殊的，不仅在其生理方面，更在于其心理方面。因此不禁有人质疑，传统的刑事司法政策和司法理念在抑制未成年人犯罪以及帮助未成年人重归社会方面真的能起到有效的作用吗？难道除了用惩罚来威慑以外就没有其他更好的途径了吗？答案就是——修复性司法。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修复性司法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修复性司法概述 修复性司法是1977年由美国学者巴内特提出的概念，其作为积极性刑事司法的三大支柱之一，被认为是21世纪刑事司法的最新发展方向。对于修复性司法的定义，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界定，但目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定义，当属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运用恢复性司法方案于犯罪问题的基本原则》宣言草案中对于修复性司法所作的定义，即指运用恢复性过程或目的实现恢复性结果的任何方案。具体到未成年人刑事犯罪领域，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通过一系列修复性程序以实现对未成年加害人、受害人以及社区的修复的目的。 修复性司法不同于传统刑事司法，其反对传统的报应主义，为刑事司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念与视角。世界上第一个修复性司法案例发生在1974年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到20世纪90年代，修复性司法已经在数十个国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应用，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共出现了500多个修复性司法计划，北美的修复性司法计划也达到了300多个，世界范围内的修复性司法则达1000多个。其中，很多国家都将其适用于青少年刑事案件领域，甚至在一些地方，未成年人司法领域的修复性司法实践已经进入刑事司法的主流。在我国，其实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领域，修复性司法也已经萌芽，而且该司法理念也引起了我国众多学者的关注，但直到这次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改，才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初步被确定下来。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修复性司法适用现状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改。新增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被人们认为体现了法律温情的一面，其中对修复性司法理念的吸收更是成为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大亮点。 具体而言，新增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中有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对修复性司法的适用：一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诉讼法第266条对此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是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过程的总则性、原则性规定，也是对修复性司法理念的最为直观的表达。二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要满足以下条件方可适用：对象只能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案件属于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规定的犯罪，且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符合起诉条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无异议。该制度重要的法理基础之一就是修复性司法理念，其制度设计也重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修复”，希望通过附条件不起诉的方式，能让一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能较好的重新融入社会。三是犯罪记录封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