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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影节与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电影互动 　　【摘 要】二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进入全面对峙的冷战状态。在此背景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苏联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这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的国际A类电影节，便成为了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国际电影交流与文化互动的主要平台，发挥了传播先进电影文化、塑造国家形象、建构社会主义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功能。本文主要以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新中国电影在其中的获奖情况及传播策略，进而总结新中国电影海外传播与互动的经验启示。 　　【关键词】二战；国际电影节；社会主义阵营；互动 　　中图分类号：J99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004-02 　　一、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重要特征 　　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A类电影节之一。1946年（第一届）至1949年（第四届）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马里安温泉举行，1950年（第五届）起改在卡罗维发利举行。1958年以前，除1953年和1955年未举行外，每年举行一次。1959年苏联创办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后，为了与之交替举行，便改为两年一次，1994年之后又恢复为每年一次。第一、第二届不评奖，从第三届开始正式竞赛与评奖，最高奖为“水晶地球仪大奖”。 　　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通过“二月革命”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了最高政权，于是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开始由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电影部主办。由于其属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电影节从此便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自由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确立服务于共产主义宣传事业的目标，成为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盛会。关于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电影节的共产主义宗旨，电影节主席布洛乌希（Antonin Brousil）曾有过清晰阐述：“社会主义国家国际电影节的基础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奠定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举办的国际电影节却具有另外一种崭新的性质。它们从开始举行那天起直到现在，一直实现着鲜明的人道主义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认为参加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对自己是非常必要的。”[1] 　　概而言之，卡罗维发利电影节有以下重要特征：第一，评委阵容方面，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评委构成了绝对主体，兼顾少量欧美国家的左翼电影艺术家。仅以中国为例，从1951年开始，中国电影艺术家们首次加入电影节评审团，此后共有水华、史东山、蔡楚生、王震之、田方、郭维、林杉等人担任过评委。第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同时作为拥有辉煌电影传统、电影艺术最为发达的东欧国家，几乎包揽了每届电影节的最高奖“水晶地球仪大奖”。据笔者统计，以1948-1962年为例，除了1948年第三届和1956年第九届之外，苏联每届都包揽了大奖，分别是第四届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第五届的《攻克柏林》、第六届的《金星英雄》、第七届的《难忘的一九一九》、第八届的《忠实的朋友》、第十届的《劳动与爱情》、第十一届的《静静的顿河》、第十二届的《谢辽沙》、第十三届的《一年中的九天》。第三，为了照顾其他各兄弟国家，电影节设置了明目繁多、略嫌泛滥的各类奖项。仅以1954年第八届电影节为例，除了“水晶地球仪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等主要奖项外，还设置了众多其他奖项：如“音乐片奖”“新的人们斗争奖”“传记片奖”“喜剧片奖”“劳动奖”“和平奖”“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斗争奖”“争取自由斗争奖”“荣誉奖”“争取社会进步奖”“报道片奖”等，分别由中国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捷克影片《姐妹们》《尤利乌斯?伏契克》《马戏表演》、匈牙利影片《为了十四条命》、民主德国影片《恩斯特?台尔曼传》《河流的歌声》、保加利亚影片《九月起义的英雄》《人之歌》、波兰影片《我找到了真理》、日本纪录片《五一节在东京》获得。[2] 　　二、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对新中国电影发展的影响 　　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对传播与塑造新中国国家形象具有重大意义，于此，目前还未得到研究者的充分认识。事实上，它对于新中国电影的国际亮相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0年与苏联交恶、断绝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交流为止，从第五届到第十三届的12年时间内，中国在此电影节上每届都有重要斩获。1950年第五届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新中国首次参加便获得很大成功，共获得两项大奖：《中华女儿》荣获“自由斗争奖”，石联星凭借影片《赵一曼》荣获“最佳女演员奖”，标志着新中国电影海外获奖零的突破；1951年第六届电影节上，《白毛女》荣获“特别荣誉奖”，《钢铁战士》荣获“和平奖”，《新儿女英雄传》导演史东山获得“特别荣誉奖”中的导演奖，《翠岗红旗》获得“摄影奖”；1952年第七届电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