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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留学的岁月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我有幸在前苏联（以下简称苏联）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留学，历时五年半。 　　列宁格勒是苏联最美丽的城市。城市建筑经纬分明，传说全市有50家博物馆，远近闻名的冬宫博物馆和俄罗斯博物馆就在这里。市内有美丽的涅瓦河和涅瓦大街，市郊有很多公园和名胜。列宁格勒纬度很高，有北极光照射，夏天可以观赏白夜。莫斯科的地铁最初是美国人于1936年帮助兴建的，列宁格勒的地铁则是50年代后期苏联自建的。因为要从涅瓦河下面通过，位置必须很深，据说离地面有80米。因此与之配套的自动扶梯也很长。 　　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二战留下的创伤明显。比如妇女明显多于男人。那时女性都要穿裙子，不穿长裤，女生只有上体育课才换上运动裤。有时下了体育课来不及换衣服，女生穿着长裤在教学楼里走来走去，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有一位老师在课堂上对此很生气地说：“女人穿裤子和男人不穿裤子一样”。 　　我就读的列宁格勒工学院有12000名学生，其中约有250名中国留学生，其他留学生主要来自朝鲜和东欧，学习成绩最好的数中国留学生。全校约有150名教授（不含副教授）。 　　我们学校虽说有一万多名学生，可校园并不大，与清华、北大相比小多了。我们上课没有固定教室，下课后就得急急忙忙赶去另一个教室上课，有时教室在另一个楼，赶上冬天，要取大衣，还得存大衣，课间15分钟也不够用。有时一天上8节、甚至10节课，中午饭只能在小卖部凑合吃一点。 　　因为学校小，我们的宿舍都在校外，上课必须坐有轨电车。尽管车速相当高，但行车时车门一般不关。因此经常有人在行车过程中上下车，包括有些上了年纪的人。赶上乘客多，车里边没地方，许多人就挂在车门外边。这样也有好处，当你不想买车票时，看见售票员走过来，手一松就能下车。学生里不打票的大有人在，时间长了，我们有时也跳车。 　　我们的宿舍房间大小不等，小的住两人，大的可住五人。我选择了一个5人间，与4个苏联同学同住，这样有利于学习语言。苏联同学年龄一般比我们小。这并不奇怪，因为苏联中学是10年制，我们是12年制。另外，我们去苏联之前都专修了一年俄语，许多人在国内已上过一年大学，比如我就是。我们住在一起，关系非常融洽。每逢谁过生日，都互送一些小礼品。 　　宿舍条件与国内相比还是比较优越的。冬天暖气很足，即使天特别冷，宿舍也总有一个小窗开着，以保持室内空气新鲜。苏联同学在室内经常只穿背心，尽管外边是冰天雪地。我们一般都去食堂吃饭。食堂的面包是免费的，我们只用买菜就行。 　　我们学习全靠自己，就算你整天不去上课，也没人管，到最后都由考试说了算。一次考不过，可以补考。补考再不及格，就得降级，甚至开除学籍。因此淘汰率很高，一般只有一半左右的人能够毕业。当时学校实行奖学金制度。我们宿舍一个叫廖尼亚的同学，家庭经济情况不好，又老得3分，因此得不到奖学金，只好打工挣钱，维持学习和生活。 　　我毕业从苏联回国后，与廖尼亚还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通信联系。他被分配到明斯克拖拉机厂，是三级技术员。在这期间，苏联出版了一本我们专业的新书，我便托他帮我买一本。不久，他就把书寄给了我。我发现书上盖有图书馆的章印，就写信问他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当时这本书已售完，他为了满足我的要求，不得不从图书馆借了一本，并谎称书已遗失，然后以更高的价格给图书馆赔偿。为此我非常感激，这本书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后来，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我和他的联系也渐渐中断。到德国后，我曾给他去信到明斯克拖拉机厂，但从此未见回音。 　　那时，给我们讲课的多半是教授或副教授，助教一般只上练习课或带试验。我们的老师讲课各有特色。机械原理老师已年过六十，每次讲课都带个大书包，里边总是装得鼓鼓囊囊的，全是教具。他比较和蔼，一般只顾专心讲课，对课堂上的违纪行为从来不管。理论力学老师则非常严格，上他的课不允许迟到，谁要是来晚了，他就直接跟他说“再见”，意思是不让他听课。金属工艺学老师是个老头，有点古怪，他规定上他的课不准笑。金相学老师讲的课必须一字不落地记下，所以他讲课比较慢。我们大家都认为他讲得好。 　　毕业回国前，学校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仪式，那时中苏关系恶化已经公开。虽然在苏联留学的那段岁月已经过去40多年，但它是我人生一段难忘的经历，也烙下了那个时代的鲜明色彩。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