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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世界的两位女性 　　摘 要： 余华在《兄弟》中对李兰、林红两女性形象的造型别具风采，接近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描写手法让这两女性形象所负载的批判意义更加沉重，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余华 小说《兄弟》 女性形象 批判意义 　　 　　余华的小说《兄弟》以悲悯的人道主义的视角，展示出一个带有荒诞变形色彩的语义场。在这部小说中，男性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但其中的两个女性形象塑造得别具风采，她们突破了余华以往作品中对于女性形象的表达模式，呈现出许多新质。 　　《兄弟》是余华1995年创作风格转变以来最主要的作品，这部作品以李光头、宋刚两兄弟的命运为能指，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作为所指，对这两个时代进行概括，以民间视角和民间立场，剖析时代与人性的本质。故事贯穿了“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李、宋二人的父辈及他们自己的悲欢离合、生死浮沉是作品所重点描摹的对象，男性的世界是这部小说的底色，但作品中的两位女性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提示了主题的多义性。 　　一 　　《兄弟》上部中的李兰是一个充满悲情色彩的女性，“从艺术的角度看，《兄弟》中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不是李光头，也不是宋凡平，而是李兰。李兰是全书中一个最有人性张力和人性深度，艺术上最具文学性的形象”。［1］她的出场是与儿子李光头的偷窥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儿子的不光彩行为让李兰无地自容，并且多年前的丑事被重新放在了小镇人的面前，和儿子的丑事一起，将李兰打入了自卑与耻辱的深渊中。李兰的第一任丈夫李山峰因为在厕所偷看女人的屁股而溺死在粪池里，这个事情对于李兰的打击是致命的，她的生命从此就变得只是一个生物符号存在了，她作为耻辱者的妻子吞咽着他给她留下的“遗产”――耻辱，人的尊严、生活的勇气都丧失殆尽了，这个女性的生存从此经受着巨大的道德伦理审判的重压，虽然她并不是无耻行为的施行者，但是，“李兰在三个月的产假里闭门不出，甚至都不愿站到窗前去，她怕别人看见自己。……她拉开屋门抬脚跨出去时的恐惧仿佛是要跳进滚烫的油锅”。特别具有象征意味的是，李兰从此患上了偏头痛的毛病，“一年四季眼泪不断”，手指敲击脑袋的声音像“敲木鱼声”，“牙缝里时刻都在发出咝咝的响声”。这个折磨她一生的疾病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当她与宋凡平结婚后，有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毛病没有再犯过，作者的这一安排是耐人寻味的，看来这个病并非全是实病，扩而言之，那个时代有正常人性要求的女性，甚或那个时代所有正常而普通的人都“患”有这种“疾病”。 　　李兰的生命中的希望和快乐在作品中被一次次、一点点地被剥夺，直到这个女人生存的所有现实基础全部丧失，随着这个女人生命力的枯萎消失，一个正常女性生存的现实的生存基础也不复存在了。李山峰的不光彩死去带给李兰的是无尽的屈辱和自卑，传统道德的价值判断将李兰从一个“人”的集合中驱逐出去了，如果说李山峰的死，以及人们对于他的唾弃是对于他的行为的道德审判的话，那李山峰的死也包含着对于那个“本能压抑”的禁欲时代的反讽，那个时代出现了李山峰这样的一个“怪胎”，而小镇舆论对于李兰的生命的挤压，对于她和宋凡平的结合的嬉笑嘲弄，则是作者在另一个角度对传统道德的某些阴暗层面的反讽和嘲弄，正是小镇这个环境一点点剥夺了李兰生命中的一些正常的欲求，让这个带有现代意味的“祥林嫂”走到了她人生的末路，她的死折射出那个狂热时代的残酷。 　　李兰生命的重放光彩是与宋凡平的相识与相爱开始的，“宋凡平”这个名字是无数平凡人的一个总的指代，他是小镇上的体育明星，是一位优秀的丈夫，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位时代风潮的追赶者，宋凡平的风光无限和悲惨死去，是对那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命运惨烈”［2］时代的另一层面的反讽，一个热情参与其中的时代风潮的追赶者，最终被这个时代的风潮所抛弃与否定，并剥夺了他的生命。“在精神狂热和本能压抑的极端处境中，余华写到了人性的力量，宋凡平和李兰公开相爱，隐忍抗争暴力，之所以让人感动，全是因为人性的感召。那个变态的时代是不能容忍人性公开存在的，尤其不能容忍人性在地主之子宋凡平和地主婆李兰之间生长，所以他们的命运是悲剧”。［3］李兰与宋凡平结合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如果说宋凡平使李兰生命重新具有了生气的话，那么宋凡平的死则象征着李兰生命的再一次枯萎，她用不洗头这种方式来纪念自己的心上人，而在行将就木时，李兰洗去了头发上保留了多年的男人的气味，才发现黑发原来早就变成白发了，这样的描写是具有相当大的震撼力的，这是一个压抑而疯狂的时代，它摧折了李兰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所应具有的正常的欲求。 　　李兰与宋凡平是一个形象的两个影子，他们可以作为时代特征的符号化解读的同一个类型，这个形象类型就是那个年代的普通人。李兰经历了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使她饱尝了屈辱，余华将两个时代贯通起来的时候，设置了李兰这个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