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龙门石窟造像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docVIP

略谈龙门石窟造像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 　　摘要：龙门石窟是北魏和唐朝两代皇家经营的典范之作。该文结合时代背景和政治原因，简述了龙门石窟在北魏和唐代两个时期不同的造像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从而表明了龙门石窟是中国古代民族雕塑艺术的集中代表，对中国石窟造像艺术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龙门石窟艺术风格表现手法 　　 　　龙门石窟位于千年帝都洛阳南郊，这里风景秀丽，景色宜人，两山巍然对峙，伊水中流，形似一座天然的门阙。所以古称“伊阙”。隋炀帝定都洛阳，因宫城城门正对伊阙，古代帝王又以真龙天子自居，因此得名“龙门”。闻名遐迩的龙门石窟就雕刻在伊河两岸南北长约1公里的峭壁上，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公元493年)．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明诸朝，断断续续营造长达400多年。其中于北魏和唐代的开凿最为兴盛．北魏洞窟约占30％，唐代洞窟约占60％。两山现存窟龛2300多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多块、30余万字，佛塔70余座，是我国现存最伟大的古典艺术宝库之一，与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并称我国三大石窟。 　　龙门石窟较之我国其它大型石窟有着诸多显著特点，其中两个对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龙门石窟的营造跨越朝代多，这就决定了龙门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从中可以看出各个时代的风格演变痕迹。二是龙门石窟是皇家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能够代表同时期石窟造像艺术的最高水准，同时也决定了石窟造像必然与政治动机紧密相联，反映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本文主要从以上两个角度人手，结合美学概念，对龙门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作一简单阐述。 　　龙门石窟的造像风格与时代的变迁是分不开的，每个时代的造像具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和浓郁的时代特点。魏孝文帝以前的佛像造像面相丰盈，神态温和宁静，突出了佛的伟岸和庄严。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北方地区，毅然决定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迁到了洛阳，同时还实施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龙门石窟北魏时期的造像多为削瘦的“秀骨清像”，早期的衣纹紧窄、偏袒右肩式袈裟也被褒衣博带式的服装所代替，衣裙层层垂悬，形成疏密问杂、通体流畅的衣饰线条，从而达到飘逸豪迈的艺术效果，这是那个时代崇尚的美的最高标准。这时雕刻的飞天动作潇洒，多呈跪姿，雕刻手法由云冈石窟的直平刀法向龙门石窟的圆刀刀法过渡，艺术风格也由浑厚粗犷、富于幻想的神秘色彩转向精细入微、趋向写实的境界。比如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主尊释迦牟尼，嘴角上翘，微露笑意，衣饰也由偏袒右肩和通肩式变成汉化了的褒衣博带式，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仿佛接近了许多。这些表现手法是南北艺术交流的结果，但是这些也与孝文帝推行先进的汉化政策，吸收借鉴东晋南朝和中原汉文化，以及迁都洛阳之举是分不开的。孝文帝改革包括制定礼乐制度，改革鲜卑旧俗，采用汉姓，同汉族人通婚，改穿汉服等。这充分显示了龙门石窟的中原艺术风格是北魏迁都洛阳之际在民族及文化大融合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北方鲜卑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为主的文化的融合，有着外来佛教艺术与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相融合的具有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的中原艺术风格。北魏时期的龙门石窟造像艺术的中原风格，对当时与后世的石窟造像艺术，以及中国绘画、雕塑等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魏末期开窟造像已经由极盛走向衰落。隋唐时期是我国雕塑艺术史上灿烂辉煌的时代，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一百多年间，造像活动一直不断，特别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佛教发展在规模和艺术上达到了空前鼎盛时期，佛教雕塑充分显示出雄健奔放、饱满瑰丽的时代精神。 　　艺术家们在佛教题材中探索现实人物的形象，反映出宗教艺术世俗化的发展，魏晋时代飘逸自得、超凡脱俗的神情已被更加仁爱慈祥、关怀世间的神情所取代。任何虚幻世界中的人物，必然以现实生活为其范体。反映在唐代生活、绘画中的情趣与风尚，必然影响佛教石窟造像的修建。在唐代石窟中，佛、罗汉、菩萨、天王、力士等，都是美丽和健康的化身，佛陀的形象更加慈祥和蔼。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较之北魏则更加中国化、世俗化，这时的造像有了更多的人情味和亲切感。这时的造像受雍容华贵、富丽健美时尚的影响，演变为体态丰腴、面相圆润、隆胸细腰、典雅端庄的风格，精雕细刻，毫无繁缛臃肿之感，达到了形似完美的高峰。在艺术上，唐代的圆刀法代替了北魏平直的刀法，佛的面相圆润丰腴，衣褶线条舒畅，随着身体的曲线而起伏流畅；力士浑身肌肉突起，充满了雄强的气势和向外进发的力量；飞天长裙曳地，飘带飞扬，凌空起舞。人物性格与形体优美，被巧妙如实地表达出来，造像艺术达到了更高的意境，使人们能够透过艺术的感染力，去赞赏、信服佛陀的伟大。 　　石窟艺术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它的兴衰是受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