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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议宋代“同罪异罚”现象 　　摘 要: 文章分别从“因人而异”、“因情节而异”和“因时而异”三方面探讨了宋代“同罪异罚”的特点。同时对宋代理学家司法审判的观点和方法中作了简单陈述,指出了他们在推动“同罪异罚”实施中的作用。最后,分析了宋代施行该原则的原因,以及时代背景,并对其深层次原因作了简单解读。 　　关键词: 宋代 “同罪异罚” 司法实践 理学 　　 　　一 　　所谓“同罪异罚”是指相似或同类型的犯罪所受到的处罚不相同,分为“因人而异”、“因情节而异”和“因时而异”三种情况。 　　首先,“因人而异”实行的“同罪异罚”原则。宋代承袭前代“事例”“特赦”的惯例,针对皇亲国戚和“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中所涉及罪犯(除“十恶”之罪外)可以减等处罚。针对高级官员比较常用的条例有“请”、“减”、“当”、“赎”等。《刑统?请减赎》里明确规定:“皇太子妃及大功以上亲,应议者周以上亲及孙,若官五品以上,犯死罪者上请。”一般的官吏也享有这样的待遇,比如,英宗时,“富国仓监官受米湿恶,坏十八万石,会恩当减,帝特命夺官停之”。[1]监仓官失职坏米,数量巨大,按律当徙,结果只是停官,其法外开恩,可见一斑。高宗时,“统制王德擅杀军将陈彦章,台鞫当死,帝以其有战功,特贷之”。[2]这是对有功或贤达之人的一种特赦。不仅官员有此特例,而且可荫及亲属,《刑统?名例律》载:“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亲属犯罪,各有等第减赎。”仁宗时“随州司理参军李?\父殴人死,?\上所授官以赎父罪,帝哀而许之”。[3]对此犹嫌不够,元?v元年(公元1086年),门下省言:“当官以职事堕旷,虽去官不免,犹可言。至于赦降大恩,与物更始,虽劫盗杀人亦蒙宽宥,岂可以一事差失,负罪终身?”[4]纵观整个宋代,统治者对官员的各种优恤宽贷的措施层出不穷,变相赦免成为了一种习惯。 　　宋代历朝皆秉承“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制,统治者专门制定“引试”制度以区别审判“士”与“非士”。罪犯如果声称自己为“士人”,审理官员要对他进行诗文词赋方面的考查,如果“稍晓义理”或“粗通文墨”而被认定为“士人”,即使为主犯也可减免处罚,考查不过者则要“罪加一等”。 　　另外,对于诸如“孤、残、病、老、幼”这些无行为能力的人,政府专门制定法律予优恤。《宋刑统》卷四载:“九十曰耄,七岁曰悼,悼耄之人皆少智力……虽有死罪不加刑。”同时又规定了某些废疾、笃疾、残疾者皆在“三赦之内”,对他们的犯罪可以减等处罚。 　　其次,“因情节而异”实行“同罪异罚”。任何一种犯罪都由不同的原因造成,因而在判决中也会考虑其犯罪过程及引发结果的严重程度。如历代颇为争议的“复仇”行为,按律应是“杀人者论死”的处罚,但在具体实施中又会因其情节的差异又有不同。仁宗时,“单州民刘玉父为王德殴死,德更赦,玉私杀德以复父仇。帝义之,决杖、编管”。[5]同时期,“宣州民叶元有同居兄乱其妻,缢杀之,又杀兄子,强其父与嫂为约契不讼”。不久,“邻里发其事,州为上请”,“帝曰:且下民虽无知,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爱,既罔其父,又杀其兄,戕其侄,逆理败伦,宜以殴兄至死律论”。[6]同是复仇行为,复仇者在实施过程中的情节不同,引用的法律条文也会出现相左。还有一例:“元丰元年,青州民王?S父为人殴死,?S幼,未能复仇。几冠,刺仇,断支首祭父墓,自首。论当斩。帝以杀仇祭父,又自归罪,其情可矜,诏贷死,刺配邻州”。[7]这种“法不可赦”却“情有可矜”的犯罪在宋代多实行的是“同罪异罚”的原则。 　　最后,“因时而异”实行的“同罪异罚”。国家在治世和乱世的用刑也会有所差异。“乱世多用重典”而“治世多用轻刑”。为了严肃法纪或整治风气教化,在不同的时期,统治者出于实际的需要常常使立法与执法之间出现错位,“或用重典以拯时弊,或用轻刑以匡社稷”,“同罪异罚”的现象也就随之相应出现。文彦博对仁宗曾说:“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时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于死。国家承平百年,当用中典。”[8] 　　此外,理学家在断案时时常会将“天理”、“人情”的因素加入到司法实践中。宋代是理学形成和大发展时期,理学家重视儒家经典,恪守“以礼经邦”和“三纲五常”的观念。因此,他们在理狱断案时对“不守礼仪、违反人伦”的行为决不迁就姑息,而对出于人情、守孝遵礼的行为多加褒扬和奖励,既使有所违法也会进行宽宥。如蔡久轩在审理黄居易兄弟争夺家产的案件时,对作为兄长的黄居易霸占家产、逐远兄弟的行为大加斥责:“不念同气连枝之义,绝彼疆界之心”,“嗜利无耻、顽不可化”,“争小利便视如仇,甚可悲也”。虽是如此,他还是希望“但以兄弟之争,欲俾息讼,以全天伦”。最后处罚的结果仅仅将其“押下本州”,“从条断遣”。[9]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他在审理一起强奸案时,对仆人潘富“挟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