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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大江健三郎文本语言建构中的纵轴 　　摘要: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凭借独特的文本语言建构而获得94年诺贝尔文学奖。透析隐藏于其作品中深层的文学总体结构,研究这种起源于汉语却又极具日本民族特色的语言所构成的符号化文本语言,以使我们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者能够客观地评价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同时促进外国作家与本国读者之间语言行动的合作。 　　关键词:建构;纵轴;文本;符号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2-0018-02 　　 　　在大江文学的先行研究中,国内学界多从文学创作论的角度对大江文学进行了精深的阐释。如王琢的《想象力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王中忱的《边缘意识与小说方法》等;而在日本,则多是对创作文本进行依附性的阐释。如平野?t的《大江健三郎『全作品』の全集解?h》、加藤典洋的《『万延元年のフットボ?`ル』の解?h》等。 　　大江健三郎借助日本神话中的象征性、战斗的人文主义精神性以及发端于宗教上的想象力,来展示其作品的多义、边缘、重复、差异、空间,也正是由于这种文本的无始源性、开放性、互文性,才使得其文学作品获得无限生命力。其文本语言突破了日本传统文学中强调极端真实的“私小说”限制,呈现全知叙事模式的欧化文本。同时大江健三郎又是采用日本式的语言文体,来展现其作品的民族性格,使得其文学作品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在其获奖作品《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便有很好的体现。这些作品的文本语言建构既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并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使其文学既具有特殊性、民族性的同时,又拥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义。那么如何解构大江健三郎作品独特的文本符号呢? 　　创作文本的主体性应是我们外国文学研究的根基。正如俄罗斯文艺理论家、评论家巴赫金(1895-1975)所述:“人带着他做人的特征,总是在表现自己(在说话),亦即创造文本(哪怕是潜在的文本)”。[2]不过,创作文本并不是消极的被阅读的对象,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存在,任何一个文本都有它产生的文化语境,也都受到各种社会存在的制约,所以我们必须把对文本内容的研究与对形式的研究有机结合,即把文本系统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加以研究。 　　在大江健三郎的《愁容童子》中,依据“故事中的地形学”便有:“老公公上山(+)去砍柴,老婆婆去河边(-)洗衣服。”这个开首部分里,已经显示出了纵向轴线。这里的老公公和老婆婆是沿着两个方向去劳作的: 　　山 ↓ 　　↑ 河 　　于是,这里的山与河便构成了叙事地形学上的高(+)低(-)型纵向轴线。 　　(一)纵轴之源――口传神话之“自己的树” 　　在大江健三郎的《在自己的树下》(朝日新?社2001年)中,其祖母所述的口传神话之一――“自己的树”:“那树在林子的高处,山谷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树。人的灵魂从自己的树的根,也就是树的根部那里出来,走下山谷钻到刚降生的人的身体里去。所以呢,人死的时候只是身体没有了,那灵魂呢,是要返回到树根去的。”而且“如果进了林子,无意中站到‘自己的树’下时,年长的自己和年幼的自己相遇……如果年幼的自己问――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年长的该何言以对?” 正是这种由“自己的树”引发的、对“自我灵魂”的拷问,正是大江文学所探究的一种文化救赎的思想,并伴随在其作为小说家的创作历程中,这也是作家常把“自己的树”作为自己叙事物语纵向构造(即纵轴)的起源之缘由。 　　如果说神话传说中的“自己的树”作为大江健三郎文本符号建构中纵轴原点的话,那么源于《桃太郎》传说中的桃太郎――“童子”的传说则成为大江健三郎文本符号建构中的纵轴得以展开重要元素。 　　(二)纵轴的连接符――口传神话之“童子” 　　可以任意穿越时空的“童子”的符码,使得大江健三郎文本符号建构得以的纵向展开,把原本孤立的各种的神话传说的孤立单元,组合成线状的有机整体结构,即贯穿时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纵轴。 　　最早在大江健三郎文本中最早出现的“童子”的雏形出现在《M/T与森林中不可思议的故事》中――作为“童子”的龟井铭助为暴动者出谋划策,也是文本外的作者自己的代言人。不过,极具象征意义的“童子”是伴随着大江健三郎一系列作品的创作而逐渐显现出来的。 　　在其获奖作品之一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1967年)中,小说的主人公根所蜜三郎和根所鹰四,实际上充当大江健三郎在文本内代言人的不同侧面。一个是用“猫眼”[万P214]注视着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一个是试图不满社会现状的破坏者。正是破坏者的死亡使得旁观者的新生,而破坏者没有达成的愿望只有寄希望于重获新生的人。按照来自森林神话“自己的树”的传说”,那么,鹰四的人生终点只是回到了“自己的树”根部,而蜜三郎犹如是鹰四的灵魂树根部出来而重新获得“再生”的童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