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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运动背景下流出地村民自治困境及出路探究【内容摘要】新移民运动是对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大规模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一种政治学表述。新移民运动对农村社会特别是大规模农民工流出地的农村社会的村民自治的选举参与、权力监督和公共治理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应当从技术性安排、县域经济发展和制度逻辑完善等路径着手，破除新移民运动背景下的村民自治的困境 【关 键 词】新移民运动 村民自治 县域经济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变革之一。在社会领域，重大变迁的一个表征便是大规模的农村劳动人口流如城镇。俞可平先生在《新移民运动、公民身份与制度变迁》一文中，从农民工的平均外出时间及其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作用；农民工城市定居的意愿，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理；农民工转变成城镇永久居民的比例正在迅速提高的客观现实；流动迁移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增加的趋势表现等角度出发，认为可以而且应当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视为“新移民”，将这样一个过程视为不同以往的“新移民运动”。“新移民运动”对农村社会特别是大规模农民工流出地的农村社会的村民自治产生了哪些负面影响，如何克服这些负面影响以还村民自治以原色？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 一、新移民运动的产生及特点 新移民运动是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而发生的。80年代，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集体经济的较好发展，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小城镇建设在一定时期也被当做是城市化的替代。但是到了90年代初期，随着中央的宏观经济调控，加上后来乡镇企业面临的技术改进缓慢、人才紧缺等等问题的日渐突出，乡镇企业发展缓慢下来。在城镇工业化的“拉力”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城乡落差的“推力”综合作用下，工业经济欠发达的农村社区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流入城市，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及部分大城市，吸纳了大量的流动人口。这些流动农民工在跨域的城市工作和居住的时间较长，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的农民工的乡土记忆已经淡化，其本身的城市社会心理认同较为明显。农民工的数量和比例在可预期的时间内都将持续的增加，农民工变为城市市民的个人社会变迁趋势也随着部分地区的制度、政策调整而强化。不同于以前战争性、政治性与灾害性的城乡双向被动的移民运动，新移民运动变现出了自愿性、经济性、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单向流动和居住时间暂时性的特征[1] 二、新移民运动对流出地农村社区治理产生的负面影响分析 在一份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调查中，有效问卷的数据显示，“参加过老家最近一次的村委会选举的农民工仅占21.6%”[2]。新移民运动背景下村民自治与社区治理参与得不到保证的问题表现突出 1、参与治理成本私人化阻碍实体参与。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下，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参照属地原则。作为新移民的农民工要想参加民主选举必须回到户口所在地办理选民证才能参加选举。在选举成本私人化、新移民流出地村公共资源薄弱等经济因素考量下，小农理性的支配使他们不愿意花更多的精力、财力返回流出地去参加村民委员会选举。村民委员会选举不能够真实反映民意。这也为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形式化运作留下了生存空间 2、参与治理信息不完备。定居时代的不流动农村熟人社会有利于实体运作，也使得公共权力掌握者处于有力的监督环境中。但是，随着农民工的流出和时空阻隔，新移民很难获取原居住地村委会选举的详细信息，异质性的半熟人社会性质的显性化又强化了原有信息储备的片面性。而同时他们本身流动的不确定性，使得村里很难将相关的信息及时传递到他们那里。这使得即使是参加投票，也会表现出一定的主观臆断性 3、村域公共治理人力资源流失。村域范围内的治理面临着人力资源短缺的状况，很多地方依然是老支书、老村长。他们的知识结构、创新能力以及应对复杂的市场的能力相对低下，不能够很好的适应新形势下的村域治理。村域范围内的不能有效治理，又导致了公共物品供给的不足。这使得那些见过世面的外出人口不愿意回到村里，这就使得村域治理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 4、政治效能感低。目前村民自治发展尚不完善，村委会没有完全理顺其与乡镇一级国家政权、村域党组织的关系，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和形式化特征在实践中还现实存在，村民自治的发展中客观存在着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张力问题；在某些地方同时还存在着家族势力、黑恶势力操纵选举以及贿选行为，而原质化了的村民很难同这些势力进行对抗。以上诸多因素降低了村民的政治效能感，使得村民在行使权利、参与政治的时候，出现很多随意性和被支配性。新移民在这种政治心理支配下，参与村民委员会选举和监督的意愿更是处于弱化状态，农村社区治理流于形式化，不能达到实体治理的效果 三、破除新移民运动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的路径分析 （一）操作性安排以促进新移民参与村域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