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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不同，孩子取名方式的演变 　　姓名是一种文化。它是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研究的对象。对姓名的尊重，说到底是对文化的尊重。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取名虽然说不上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但每一个名字的诞生，都有一个搜肠刮肚的过程。民间也有狗娃、铁蛋这类充满谐趣的名字，但它们并不是玩笑的产物，恰恰相反，取名者想通过这些贱名保佑生命，祈祷平安，其中有着虔诚而严肃的文化思考。 　　现代人的心目中，名字也许更强调个性，但是至少也应该重视它的神圣性，让名字在生活中取悦自己也方便他人。一个名字很可能伴随人的一生，不该视若儿戏。 　　旧中国：孩子取名与道德准则相联系 　　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是人们崇尚的美德，因此人们名字中诸如孝先、秉义、守仁这一类名字是常见的。在封建社会里，家族观念对名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一些大的家族，为显示家族的整体性，早在十几代前就为后代规定了名字中的一个字，按照辈分，以此类推固定用一个字。 　　1900年代：孩子取名化诗文为名 　　《诗经》、《论语》、《史记》、唐诗宋词等不仅教育、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而且摘取其中文字起名的也大有人在，1900年代初特别是在文化阶层，以此起名成了有史以来的一种风气。 　　陶铸，名出《庄子·逍遥游》是其法后秕糠，将犹陶铸尧舜也。陶铸即造就培养之意。雨巷诗人戴望舒，取自楚国诗人屈原名作《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望舒即神话中驱月驾车的神，后来成为月的代称。 　　解放前：孩子取名富、福、贵、财流行 　　解放以前，人们把富贵作为生活的最高标准，所以很多人给孩子起名都带有富、福、贵、财、祥等。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很多人认为，名字越随意，孩子越好养。因此，在那个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年代，狗剩、拴住之类在当今难以登得厅堂的名字，成为了活命的寄托。 　　1949年后：孩子取名出生了很多国庆 　　新中国成立时，长期受压迫的中国人欢欣鼓舞，人们以各种方式庆祝共和国的诞生。建国后最初几年里出生的孩子，被长辈们冠以各种欢庆的名字。国庆、庆国、庆华、永庆、建国等名字同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 　　1950年代：孩子取名援朝、卫国见证硝烟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人名的变化又随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而变化。抗美援朝时期，援朝、卫国、卫东、爱国、和平等名字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烽火硝烟。陈家三姐弟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老大叫卫国、老二叫卫民、老三叫立功，颇有政治意义的名字，表达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五十年代中期正值共和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时期，因而人名中的建设、建强之类屡见不鲜，如高建设、李互助、张建强等。 　　1960年代：孩子取名跃进、胜天如火如荼 　　大跃进年代，体现时代特色的卫星、跃进、跃华、超英遍布在人们的姓名中。孟跃进、潘胜天、戴红花、王超英、方卫星等，听到这些名字就能想到那个年代如火如荼的场面。 　　三年困难时期，自力、更生、抗洪、图强等名字，表现了那个年代人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1970年代：孩子取名名字一片红 　　文革期间，以某种特定的字取名的数不胜数。特别是红字使用频率更多。据有关资料统计，取名用红字的比率，建国初仅0.136％，到文革期间猛增到2.151％。有些人禁不住红字的诱惑，也给自己的孩子取个带红字的名字，一时张红、李红、王红遍天下。有一个人本来叫白白，文革开始后就把名字改成了永红，由白变了红。文革期间，体现时代特色的名字还有要武、红卫、立新、卫东、革命等，举不胜举。 　　1980年代：孩子取名倾注个人感情和关怀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脱掉所背负的沉重外衣，名字开始更多地倾注于个人的感情和关怀。家长们开始寻找更动听、更悦耳的声音和表达形式，勇、伟、娜、丽等极富男性或女性色彩的字眼被广泛采用。 　　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思想解放，人的名字也呈形形色色、五彩缤纷之态。倩、晶、媛、颖、蕾之类的美名、雅名群起而来，各种单名应接不暇，带洋味的名字如安娜、安妮、丽莎之类又重新抬起了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层次和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孩子起名也大讲艺术化、寓意化，政治化的名字呈递减趋势。 　　进入新世纪，人们在国学热影响下，《诗经》《楚辞》成为字典外孩子取名的另一范本。一位姓钱的父亲为其子取名颇费脑子，后来遍查文籍，才取了个合适的名字：钱。一有文化，二是为乾坤之谐音，颇有男子汉大丈夫托乾坤于己身的气派。还有很多人相信名字和前途之间的关系，给孩子起名前先找专人算一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