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清帝列传).docVIP

清帝列传 道光帝 孙文范 冯士钵 于伯铭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5第一版（1995.7第三次印刷） 当此之时，对于大清王朝来说，是一个由盛转衰的时代，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政体行将解体的时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则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大碰撞的历史巨变的时代。（p1） 到十九世纪初，清王朝面临的已是列强环伺、剑拔弩张的紧张形势，几乎当时世界上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都来到了中国的大门前面。如何应付这一“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历史呼唤大清王朝推出一位力挽狂澜的圣明君主。（p15） 还在康熙时，清廷府库存银达五千余万两，至雍正六年（1728），府库存银六千万两，乾隆二十二年，府库存银七千万两，乾隆五十五年（1790），高达八千万两。但是，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府库存银则大跌至一千一百余万两，特别是到乾隆末年，府库存银几乎告罄，年存银只剩二百万两。为何至乾隆末年，国库空虚至此？除军费、河工、俸禄、养廉及各级官吏的贪污中饱之外，和封建帝王的大肆挥霍，铺张浪费有着直接的关系。以乾隆皇帝为例，在他在位期间，就曾先后六次南巡，五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阜孔庙，七次东谒，两次巡游天津，一次登赏嵩山，一次游览正定，多次秋狝木兰、避暑热河，并且大兴土木，修建避暑山庄，修建圆明园，真可谓风流皇帝！（p15－16） 乾隆第五次南巡时，设在无锡附近的黄布城，占地就达六百多亩，黄布城对岸长达二里长的“照墙”，占田多达千亩。南巡时，御舟五只，随行船只四百余只；御马数十匹，随行官兵用马五、六千匹，乳牛七十五头，膳羊千头。如此庞大的开支，国库焉能不虚。直至退位以后，乾隆才对廷臣吴雄光说：“朕临御天下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p16） 针对乾隆末年的吏治败坏现象，乾隆本人亦无可奈何地慨叹道：“各省督抚中洁己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清高宗实录》第1484卷）此言并不过分。乾嘉时期，大凡官吏在赴任之前，预先要计算这一任官“出息”多少，“应酬”若干，“可入己者”几何，一年中的“陋规”和“属员之馈遗”多少，然后，方领凭上任。（洪亮吉《卷箷阁文甲集》第1卷）以至上自朝廷重臣，下至胥役小吏，无官不贪，“印官上任，书役馈送辄数万金；督抚过境，州县迎送必数万金”，“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章学诚《上执政论时务书》）更有甚者，不仅官吏本人私下中饱，且有上下勾结，集团贪污者，屡见不鲜。（p17） 当时在中央各部，各种腐败现象如吏部吃“通贿”，户部吃“平籴”，兵部克扣军饷，刑部吞没赎款，工部在兴建的工程中渔利，连“清苦”的礼部，也在科举考试中容情受贿等等，到处可见。（p51） 清制，入官重正途。自捐例一开，特别是清中叶以后，“名器不尊，登进乃滥，仕途因之殽杂”（《清史稿》第112卷）。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中叶以后财政日益支绌，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弥补不足，除变相增加税赋外，便大开捐纳，以卖官来增加收入。捐纳有常捐、大捐，常捐只捐出身虚衔，大捐则可买到知府以下的“实官”。出银买官者，到任后拼命搜刮地方，脧削百姓。在其任职期间，不仅要收回其捐官所用银两，还要“将本取利”，榨取更多的钱财。捐官成为清代入仕的一条捷径。不仅没有功名的有钱人可以捐官，就是有了功名地位较低的在职官员，也可以银钱捐买较高的虚衔，这就更加促使了官僚集团的腐败。（p52） 清王朝每年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地丁杂税、盐课税和关税。财政收入又与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是否安定、灾害情况直接相关。（p72） 所谓节用，并非吝惜，而是要汰除奢华，节所当节；帝王治国，要量入为出，皇室的一切费用，都要以节俭为要，要有用有节，不伤财，不害民；要理顺财政，将节俭开支形成制度，财政管理部门要相互稽考。只有这样，国家有事，才不会忧虑国库空虚。道光把节俭不仅视为经济措施，而是作为他的施政纲领，是他要推行的节俭政治的重要内容。（p73） 但是，进入清代中期，经济繁荣的局面逐渐消失。自乾隆末年开始出现的衰败更为加剧。经济上的衰败，首先表现在土地兼并的急骤发展。乾隆时，湖北已是“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十之五六，旧时之人，今俱为佃耕之庄”。广西也因“田大半归富户”，出现了“民大半皆耕丁”的”。原因就是进口的棉布价格太高，而且不大适合中国广大民众的穿着需要。中国老百姓自己织造的棉布，“虽然不怎么漂亮，却更合乎他们服式之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英国的印度花布往往要亏本百分之六十以上才能售出。三十年代初，“中国生产的南京布，无论在质地上和成本上，都优于曼彻斯特的棉布”。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广州进口的棉纺织品总共不过二百万元，只相当于广州出口丝茶价值的六分之一，英国除了以白银支付外，别无弥补贸易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