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抗战文论中的现实主义之深化论文.docVIP

　　论中国抗战文论中的现实主义之深化论文 .. 【内容提要】 中国抗战文论中的现实主义的深化过程是从抗战初期的文学偏狭性到抗战中后期对文学本质把握的发展过程。本文对之进行了详尽论述后认为，中国抗战文学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化既是抗战文学所留下的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也是目前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从抗战文学中反省后再思考的问题。 抗战中期，著名的抗战作家、文论家面临军事进入相持、政治出现严峻而又微妙的局面，纷纷从理论上反思和探索抗战文学。其中，就抗战初期出现的现实主义理论偏狭性问题，抗战作家、文论家在战时首都重庆展开了一场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讨论。这场讨论所针对的抗战文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至今还未引起学界的密切关注..，比较抗战文论中其它理论问题而言，例如“抗战文艺大众化问题”、“暴露与讽刺问题”、“民族形式问题”、“主观论问题”等，并非那么醒目。但事实上这场讨论，促进了中国抗战文论中的现实主义之深化。抗战文学在现实主义深化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面貌，逐渐达到了它的成熟和艺术高峰。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本文专论中国抗战文论中的现实主义之深化，不仅仅是将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性醒目地提出来，更重要的是，要对中国抗战文学理论进行一次深刻的反思并加以建构。 一现实主义理论的偏狭性 抗战初期，日本侵略军十分猖獗，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为了反抗日寇侵略，抗战作家、文论家无论在前方或后方，无论是战地生活的亲历者，或是没有战地生活实感者都纷纷拿起笔投入了抗战。变动急剧的战争供给了抗战作家异常丰富的材料，竟使他们没有时间来概括和提炼这些丰富材料，往往急就章似地对抗战生活进行形象描绘。战争生活现实的断片连缀、现实生活表面的浮光掠影，一时成为抗战初期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现象，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就呈现出了偏狭性的特色，这种现实主义理论的偏狭性主要表现在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和鼓动性、理论的单纯化及纯客观主义的还原。 抗日战争要求抗战文学必须密切关注中国社会和民众，把文学纳入政治的框架之内，充分体现文学的现实功利主义。老舍就此专门谈到:抗战文学“必须负起教育的责任，使人民士兵知道，感动，而肯为国家与民族尽忠尽孝。当社会需要软性与低级的闲话与趣味，文艺者去迎合，是下贱;当社会需要知识与激励，而文艺力避功利，是怠职。”①即使现在，也应该理解到民族危亡生死攸关的背景下所出现的这种功利性强烈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价值。在敌寇强压的面前，抗战文学作为功利性很强的宣传工具不啻是战争的一条防线。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抗战作家决不能脱离时代和现实社会这个大气候，踞于一隅，或遁迹山林，去寻找描绘自己的桃花源，耕耘自己的小天地。抗战，需要的是民族血和泪的文学，而不是沉醉于个人的爱和美的文学。抗战文学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激起广大民众参加到抗战中去，抗战初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只能接受这最迫切的任务，激励广大民众投入抗战，强调这种功利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职分，力避这种功利，正如老舍所说的是“怠职”。 战争使文学成为了一种总动员，作为现实主义的抗战文学就要尽量鼓动起中国广大民众的抗战情绪，唤起民族意识，鼓吹民族气节，坚定抗战精神。文学强烈的鼓动性一时成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内涵。抗战作家、文论家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文学就是教育大众的武器，文学是对民众的鼓动，文学是“舆论的舆论”的呼声。夏衍说:抗战文学“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同意这新的定义的人正在有效地发扬这工具的功能，不同意这定义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在大众眼中也判定了是汉奸的一种了”②。他把文学作为教育大众的武器，并以之与所谓艺术至上的汉奸文学相对照，其目的正如吴奚如所说的“希望能够做到——通过文艺作品，号召广大的人民对侵略者难忍的愤怒，激励广大的人民到神圣的战场去”③为了强调文学鼓动的时效性，王平陵称“抗战文艺应该成为舆论的舆论。因为报纸仅能记载和解释抗战的现象，而抓不住抗战的核心。今年（指1940年——引者）的抗战文艺应该比舆论跨进一步，站在舆论之前”④。在王平陵看来，文学就是造舆论起鼓动作用的宣传工具，它应比仅仅记载、解释现实生活的报纸所具有的造舆论起鼓动的作用还要大。这就是他所谓的文学是“舆论的舆论”。王平陵的这种文学观概括了抗战初期具有官方色彩的现实主义理论之特点。由于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突出的功利性、鼓动性，抗战作家、文论家反复强调了抗战文学理论的单纯性，这种理论的单纯性植根于抗战的现实。郭沫若在著名的《抗战与文化》一文中写道: 抗战所必需的是大众的动员，在动员大众上用不着有好高深的理论，用不着有好卓越的艺术——否，理论愈高深，艺术愈卓越，反而愈和大众绝缘而灭杀抗战的动力。对于在全面抗战期中的社会而要他（指中国民众——引者）作高深的理论的了解，卓越的艺术的欣赏，那等于是对于重症患者要求他作过度的思索并摄取过美的饮食。……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