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纳妾行为的“合法”存在.docVIP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纳妾行为的“合法”存在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纳妾行为的合法存在 以江宁县司法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 【摘要】纳妾是我国的历史现象。西周的时候，纳妾已经制度化。直到中华民国时期，纳妾的观念和制度才开始得到反思和批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刑事司法对于纳妾现实采取放纵态度。通过把正式的婚姻仪式作为婚姻关系成立的唯一标准，把纳妾排除于婚姻的范围之外，从而也排除了把纳妾行为判定为重婚罪的可能。1935年《刑法》把纳妾行为按照通奸罪处理，但是司法实践中很少发现丈夫纳妾行为构成通奸罪的判例，而是以民法中的通奸行为判定之，成为了妻子提出离婚诉讼请求的理由之一。 【关键词】纳妾；婚礼；重婚罪；通奸罪；通奸行为；论文代写 【写作年份】2012年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3-5281（2013）01-0068-06 【正文】 如何使法律史研究真正接近历史那已经永远难以真正再现的现场，是令许多法律史学者煞费苦心的事情。近年来，国内法律史学界对地方档案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这种研究方法弥补了以往历史研究中所采用的宏大叙述以及制度性描述模式所存在的缺陷，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有学者在评价这种研究趋势和研究方法时指出，与老一辈学者主要依靠官方颁布的律例、会典等传统文献资料所做的研究不同，新一代学者凭借着新进可得的司法档案，逐渐逼近传统中国法律的复杂面相，不再仅仅依赖于文化精英单方面的代为发言，先前无数籍籍无名的下层民氓也不同程度地开口说话。中国法律的面貌，因此逐渐向原本多向度的历史实践复原。[1]根据司法档案来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法律，可以窥见传统法的复杂面向，也更能接近历史现场。但是由于档案资源有限，加之档案整理和研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深厚的学术积累，这与当下急功近利的学术氛围和学术评价机制并不相宜。因此在此方面有所突破甚至取得长足的发展绝非朝夕之事，尚需学界同仁的长期努力。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应该具有更为丰富的样式和手段，而我们过去的研究未免显得有点单调、乏味。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从来都不是孤立自足的。它所蕴涵的意义，也非仅仅依靠自己能够解释清楚的。一个事件的意义，必须与其他事件联系起来予以考究，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只有这样，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才能真正深入下去，才能确实丰富起来。因此，我觉得，对个案的凝视，对个案的深描的研究方法，是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的。本研究课题主要选取了自1912年至1949年间江宁地方法院的刑民案卷以及当时的司法行政档案。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是一个地域差异极大的国度，因此对江宁县法院司法诉讼档案的研究未必能揭示出中国基层法律运作的所有情形。但作为民国时期的首都，江宁地区的司法运作状况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中国社会法律运作的整体态势。 民国初期，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了改良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种种陋习，公布了一系列有关社会改革的法令，以倡导进步风俗习惯，振奋民族精神。在1912年2月，蔡元培、宋教仁、唐绍仪等人在商议组织社会改良会时，提出了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的社会改良方针。不久，在公布《社会改良会章程》时附有36条社会改革主张，其第二条、第五条即分别为不置婢妾、实行男女平等。章程归章程，到了现实中又是另一种情形。1926年潘光旦通过上海《时事新报》做了一项社会调查，尽管答卷百分之七十以上不赞成纳妾，他仍认为：社会有强烈之多妻倾向，而欲推行严格之一夫一妻制，论理未尝不可通，论势则万万不可能，主张提倡一夫一妻而容忍一夫多妻。[2]换言之，传统社会的纳妾行为在民国时期仍然存在。传统法律文化具有历史惯性，对它的改变都会充满斗争和痛苦。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西方挑战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必须同时摆脱千百年来的业已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惰性和麻木愚钝的精神状态。这是牢牢束缚着这个古老民族身上的双重精神羁绊，它们此刻已不仅仅是被动的历史的沉淀物，它们简直是一种活生生的强有力的幽灵和怪物，民族的求生意志将注定不得不与这些幽怪进行殊死的斗争。这就决定了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历程，比世界上任何古老的民族必然也同时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内心冲突的、异常曲折艰辛的精神历程。[3]因为传统法律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其稳定性和历史惯性，甚至趋向于历史惰性。它抗拒着变革，它源于特定地域人类的生活，流到现在，流向未来。 民国时期，传统的妾制受到了社会舆论界的广泛谴责，尤其是妇女团体，他们反对纳妾的运动可谓是贯穿了整个民国时期。其实，早在清末之季，就有妇女团体提出纳妾的危害性。《天津妇女改良会报》在《真光观》1911年第6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纳妾之非理及其遗害无穷》的文章，该文最后强调：我们国若不改了这一夫多妻的制度，不用盼望有好的日子。因为这件事，是伤天理拂人情，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