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3.pptVIP

中国文化史 第三讲 中华文化根植的经济土壤 古代中国有农耕与游牧两大经济类型，农耕占据优势，是主要经济基础。以土地所有制为尺度，中国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态经历三个阶段： 殷商西周的土地国有及公社所有阶段，三代井田阶段； 东周井田瓦解至唐中叶均田瓦解阶段，土地私有制确立，国家对土地所有权保留种种干预； 唐中叶均田瓦解到鸦片战争，土地私有进一步深入，国家对土地私有权干预减弱。 后两阶段可归一个大段落，即土地私有阶段。 一、农耕自然经济 是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1.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与融合。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是中国民族发展的一个侧面，更多的是两者通过迁徙、聚合、战争、互市等方式实现经济文化的互补与民族的融合。 北方民族为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的补强剂，而游牧人也从中原学到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与文化技术，促进自身社会心态的变化。农耕与游牧两大民族不断交流，互相融合，汇成气象恢宏的中原文化。 2.农耕自然经济体制下的多元化经济充分 中国农耕经济并不仅仅是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充分。 中国农耕经济的发展，始终保持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分。 3.内敛型的海洋贸易 中国海洋贸易不是向外扩展的外向型经济，而是一种内敛型的经济，是作为农耕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 二、中国传统自然经济 的发展阶段和形态 （一）殷商、西周：土地国有及公社私有，集体劳作的自然经济阶段 一是土地国有（官有，王有）。由天子分封给贵族，形成领主所有制。在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普遍存在。 二是土地不得自由买卖和私向授受。 三是农业生产以集体劳动为主。 井田－领主制经济基础上文化，特点是： 一，在殷商是神权至上，迷信；周人逐渐淡化了迷信，发展了天命观念和德治主义，以敬天、孝祖、敬德、保民等一套思想体系为领主制农业经济的合理性做理论论证，并提供伦理道德上的依据和感召力。这些思想后来被汲入儒学，成为几千年来中华农业文化的精神支柱。 二，学术只限于王室和贵族圈子，学在官府，礼之专及，巫史文化。它以主体性被抹杀，个人及学派的创造性思维无存身之地为显著特征。 （二）东周、秦汉至明清：土地私有、个体劳作的自然经济阶段 第一，土地国有、私有并存，而私有渐居主导。 土地私有化的倾向，尤其是地主占有倾向，渐成主潮。追逐私人田产，以获得富足、安定的生活保障，成为人们争相求索的目标。 这种田产崇拜，秦汉以来，使土地成为社会各阶层争相获取、且有可能获得的最重要的私有财产。 把握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理解秦汉以来以至明清种种社会矛盾和繁杂的社会心理的关键。 第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土地自由买卖给秦汉以降的中国社会带来一个严重后果，即是殷周时代的贵族等级制度渐趋淡化，社会等级结构松弛无序。 首先，在经济上的“人之贫富不定之去来无常”相呼应，政治上的买卖爵位也常见。 其次，官僚选取，趋向于摆脱等级身份，如隋唐后的科举制度，无特权身份的读书人也可进入官僚行列，拓宽了统治基础。 这是中国帝国文化走在世界前列的原因之一。 第三，单门独户经营、男耕女织小农业占主导地位 自秦汉以降，中国社会基础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与此相辅相成的地主－自耕农土地占有制，以及地方小市场在城乡的普遍存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形成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流通到分配的完整结构。 这种经济结构形成完备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拥有自发的调节能力，从而具有廉价性，对商品经济有着强劲的抵御力，因而显得十分坚韧、稳固。 这种经济结构一再诱导社会财富投向土地，而不是转向商业资本，甚至商业资本也情不自禁地趋向投入土地。 土地拥有者，着力点也不是追加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扩大地产，并通过培养子弟沿着科举之途，从庶民地主变成官僚地主，这便是中国人 “耕读传家”的真实意义。 这一切经济的及社会心理的原因的综合，使得中国在十六世纪，一直未能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并与自然经济在中国特别难以解体，互为因果。 （三）商品经济的波浪式前进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达较早，它是为了补充农耕经济的不足和满足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这种商品经济缺乏独立发展的性格；特别是历朝“重农抑商”政策更加强了商品经济的依附性，从而使它的发展随着专制社会的变迁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态势。 当农耕经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