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犯的相对性及其立法问题论文.docVIP

　　论行政犯的相对性及其立法问题论文 .freelala in se）和禁止恶（mala prohabita）的犯罪分类。古罗马法将古希腊伦理学中的恶性理论适用于对犯罪的理解.freeles Goldschmidt）提出“行政刑法”的概念，认为在传统刑事刑法之外，应另行制定行政刑法，以规范当时列入刑法典的违警罪。德国于1949年制定了《经济刑法》，1952年制定了《秩序违反法》。1975年的德国刑法，将旧刑法第29章的违警罪删除，将其中部分比较严重的行为升格为轻罪，仍保留于刑法典中，其余则归入《秩序违反法》中。德国和日本学界对行政犯的界定，主要是从与刑事犯相比较的角度去进行讨论和展开的。在德国，主要有“质的区别说”、“量的区别说”、“质量区别说”三种观点：④持“质的区别说”的学者认为，行政犯和刑事犯存在质的区别，但这种区别的“质”究竟为何，由于立论的角度不同，又各有其说：第一种观点认为，刑事犯是实质不法和形式不法的结合体，即刑事犯既造成法益的实质侵害或者危险，也违反了法的规定；而行政犯仅仅是形式上违反了法的规定，没有造成实质侵害或者危险，所以，行政犯是一种单纯的刑事不法。第二种观点认为，刑事犯是破坏法益或者具体危害法益的行为，而行政犯仅仅是对法益造成危险的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刑事犯是对法益的侵害，而行政犯是对公共福利的侵害。第四种观点认为，刑事犯是违反与文化规范相一致的刑法规范的行为，故刑事犯既违反了刑法规范，同时也违反了文化规范。而行政犯只是违反了行政法律规范而不违反文化规范。第五种观点认为，刑事犯所违反的刑法本身含有社会伦理因素，所以，刑事犯具有明显的社会伦理违反性。而行政犯所违反的行政法，只是出于社会管理需要而制定，其本身是价值中立的，故行政犯不具有反社会伦理性，最多只有较弱的反社会伦理性。持“量的区别说”的学者认为，刑事犯和行政犯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二者之间只有量的差异。行政犯只是比刑事犯具有更轻的社会危害性和反社会伦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犯和刑事犯还可以互相转化。持“质量区别说”的学者认为，刑事犯和行政犯在质和量两个方面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刑事犯在质上具有较深的伦理非难内容和较强的反社会伦理性，在量上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而行政犯在质上具有较弱的伦理非难性，在量上也具有较小的社会危害性。刑事犯和行政犯各有自己的核心领域和外围领域，两者在核心领域内存在质的区别，以有无相当的伦理不法内涵为其区别的标准。两者在外围上则存在量的区别，以伦理非难内涵的程度为区分标准。日本学界对刑事犯和行政犯的区分主要有区别肯定说、区别否定说、区别无意义说三种基本观点，区别肯定说肯定行政犯和刑事犯的区别，具体内容又因立论角度不同而各有侧重，基本观点和德国学界质的区别说大同小异，此处不再赘述。区别否定说认为，行政犯和刑事犯没有区别，具体来说又有以下几种观点：宫本英修以法益之受侵害或者威胁为着眼点，认为刑事犯固然以法益受到威胁或者侵害为本质，但行政犯也无非是法益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违反行为，因此二者并无区别。佐伯千仞以道德感情为着眼点，认为刑事犯固然为不道德行为，行政犯为道德中性行为，但行政犯在立法前虽无特定的道德感情，立法后却可以期待与法相应的道德感情的出现。即使不然，在一般的道德感情上，也要求守法，因此，行政犯并非必然与道德无关，所以二者并没有区别。区别无意义说认为，刑事犯和行政犯的区别是没有意义的，具体观点也各有侧重。 应该说，上述观点都从一定的角度和层面上揭示了行政犯的属性，对于理解行政犯的概念具有借鉴意义。我们认为，行政犯和刑事犯的区别，既具有绝对性，也具有相对性。就绝对性而言，行政犯是前置性地违反国家行政经济管理法规，达到一定的程度，需要进行刑事评价的行为。所以，行政犯是一种法定犯。而刑事犯一般不存在典型意义上的行政违法问题，在犯罪与治安不法行为相分离的国家，通常表现为严重违反治安法，直接破坏人类与生俱来的共同伦理准则和道德情感，因而需要对其进行刑法评价。所以，刑事犯更具有刑法评价直接性的特点（尤其是在治安法与犯罪处罚法合一的多数国家中尤其如此），而行政犯具有刑法评价间接性的特点。就相对性角度分析，刑事犯和行政犯又不可能是截然分明的。首先，从犯罪性而言，刑事犯和行政犯本质上都是犯罪行为，都是国家刑法评价的对象。其次，无论是从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或者从伦理非难性角度而言，行政犯的危害程度并不必然轻于刑事犯。有时候，某些犯罪究竟应当归入刑事犯还是行政犯，理论界和实务界仍会出现意见分歧，不无异议。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尤其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的犯罪，首先违反了产品质量法、药品管理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类的行政法规，但从这些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社会负面影响甚至国际不良影响、应受伦理非难的程度，以及就一般社会公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