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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近代中国法律教育人才观的变革论文 摘要近代中国法律教育人才观的变革，是伴随着西法东渐和对我国传统政治及文化的反省过程而发生的。甲午中日战争前，萌生的新兴法律教育人才观还未能突破“交涉公法”的范围。戊戌前后，清代一些官员和知识 摘要近代中国法律教育人才观的变革，是伴随着西法东渐和对我国传统政治及文化的反省过程而发生的。甲午中日战争前，萌生的新兴法律教育人才观还未能突破“交涉公法”的范围。戊戌前后，清代一些官员和知识界人士的新兴法律教育人才观念变革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初步有意识的转变。自清末新政起，一个更深刻、更宏阔的新兴法律教育人才观才真正勃兴。近代中国法律教育人才观的变革从一开始便呈现出复杂性和阶段性，经历了一个认识、选择、再认识、再选择的不断探索的过程。 关键词近代中国；法律教育；人才观；现代化 鸦片战争后，古老的天朝大国由过去的文化输出国一变而为文化输入国。这种中西文化关系的逆转，促使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冲破闭关自守的樊篱，挣脱汉学的牢笼、宋学的枷锁，把目光投向国外。开始接受西方法文化的影响，并为其传播而奔走呼号。于是，在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经历了一个由传统法观念向现代法观念的更新过程，产生了新兴的法律教育人才观念。这种新兴的法律教育人才观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逐渐成为广大国人的自觉理念。 一、从保守到开放：新兴法律教育人才观的萌生 古代中国人没有世界意识。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根植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闭型心理，影响了中华民族世界意识的形成。当欧美在17至18世纪建立了资本主义民主法制国家时，古老的中国还奉行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念，困守着传统的封建法制。直至19世纪中叶，当认识世界已同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状态才被打破。正是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剧痛，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了西方法文化的价值，并由此开始了中西法文化由冲突到吸收的运动过程。这种文化进程不断改变着传统法文化影响下的国人的社会习俗和心理态势，促进了新的法律教育人才观的形成。 早在鸦片战争前，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一部分知识分子就开始大胆正视社会现实，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反思，率先走出中世纪。龚自珍在其有名的《己亥杂诗》第一百二十五首中写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指陈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精神禁锢，言路阻塞，人才扼杀，呼唤安邦定国人才的降落。在《上大学士书》中，龚自珍又总结道：“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绝于世而已。”从而从人才问题的角度，触及晚清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下不得不面临的社会改革、变法问题，呼吁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可以说，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一拉开，人们就在大声疾呼人才。当然，此时人们的人才观是模糊的，尚处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并不能指明人才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再有，林则徐在受命赴广州查禁鸦片期间，为了获取“夷邦”的情报，让其下属收集西方国际法著作，并请美国传教士伯驾和袁德辉将瑞士法学家和外交家瓦特尔所著的《国际法》中的大部分内容译为中文，定名为《各国律例》。至此，在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阶层中，开始构建起国际法的知识结构。 鸦片战争的炮火硝烟，进一步助燃了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火花。对此，梁启超曾言：“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战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虽终止了林则徐等人引进西法的行动，但经世派官僚士大夫认真检讨了战争失败的原因，痛切地体验到认识外部世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尝试着考察世界情形和寻求制御之方。其不仅开拓了国人的视野和思路，开辟了求知的新领域，改变了封建士大夫传统的知识结构，也催化了传统人才观的变革。 正是在经世派经世致用和学习西方思想的基础上，19世纪60年代孕育和萌生了新兴的法律教育人才观。追根溯源，这种思想观念的产生，实是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产物。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对华采取了新的“合作政策”，即改变过去单纯用军事行动以武力征服的办法，开始使用较温和的外交手段，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对清政府施加影响和控制。在这种政策导向下。列强各国的驻华使节及传教士加紧对清王朝进行文化扩张，强行输入西方的意识形态。由此，西方法律文化再次以国际法为先导输入中国。1864年，在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引见下，丁韪良将其所译惠顿的国际法草稿送与总理衙门。此后，该书经修订以《万国公法》正式刊行，并由赫德建议分送清政府中央和各省及五口与外事有关的各级官员。《万国公法》的翻译在沟通中西法律文化和促进中国传统法律人才观变革中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就实践意义而言，当时总理衙门就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