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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郭象“名教即自然”的伦理观 　　摘要:“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时代整个玄学的社会政治生活主题。魏晋人士对两者关系的理解不尽相同,或认为“名教本于自然”、或认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面对名教与自然的矛盾,郭象提出“名教即自然”,将这一矛盾从理论上加以调和。本文试图对郭象这一观点进行阐释,并揭示其重要意义 　　关键词:名教;自然;郭象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2-0048-02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局变幻莫测。知识阶层“入则事亲,出则事君”的人生道路走不通,传统的人格理想、政治理想、道德标准变得不切实际。于是,当时的士人大多崇尚清谈,以达到回避入世、远祸自保的目的。然而有着悠久历史的封建伦理纲常作为一股强大的传统力量又不容被完全漠视和否定。这样一来,对于这种两难选择,士人开始追寻道德的终极根源,试图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说明,于是就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名教、自然之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王弼为代表的正始学派强调名教应本于自然,如果儒家名教伦理原则背离人的真实情感就会成为欺世盗名的工具。尽管王弼注意到应当调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但并没有完全从理论上解决两者的统一问题;二是竹林学派的阮籍、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要求抛开虚伪名教的束缚而纯任自然本性;三是在此基础上,郭象以自身独化的本体论为依据,从“冥内”与“游外”的统一性上论证了名教即自然,使两者统一起来。 　　一、“名教”与“自然”的含义 　　在《论语?子路》中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里的正名之意较为朴素,仅仅指名要当其实。后来汉代的董仲舒将孔子的正名之说加以引申,上升到哲学高度并应用到社会政治领域,他认为孔子所说的“名”是表达天意的,主张深察名号,他的目的在于论证封建宗法制度的合理性。因此,所谓“名教”,就是将符合封建统治者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以之进行教化,称之为“以名为教”,也即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在政治上,统治者把正名视为治理国家的头等大事。在社会生活中,不同名分规定着不同的等级,人们都应该按自己的名分去行动,“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天下就会秩序井然。直至东汉,形成了系统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纲常名教。 　　“自然”这个范畴始见于《老子》二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自身如此,自本自根。此外,“自然”一词也出现于庄子的《庄子?应帝王》:“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治焉”。这里的“顺物自然”指顺人、顺物的本来有的状态。老庄认为“道”是自然无为的,它贯穿于天地人事之中,道德规范应符合人的素朴的天然本性。“自然”在老庄道家那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指天然的、万物的本然状态;其二,指无意识、无目的、无为无造。郭象对“自然”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他在其《庄子?天地注》中指出:“自然即物之自尔耳”。“自然”是物本身的自然而然,自己如此。万物既不是出生于无,也不是出生于有,是“块然而自生”、“独然而自存”的。 　　说“自然即名教”,是说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仁义道德都是人的自然本性所固有的东西,也就意味着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安于现实就是顺乎真理。 　　二、郭象对“名教即自然”的论证 　　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虽然肯定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但他以无为本的主张却削弱了名教的作用,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将两者对立起来,否定了名教的积极意义,而生活在司马炎称帝后的上层知识分子郭象则从维护司马氏统治的立场出发,认为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无二”,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他在《庄子》注中说:“外部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郭象把事物的自我存在、发生与变化称之为独化,事物“块然而自身”,“独然而自存”,那么一切伦理道德规范也都不是人为制作的,而是自然而然产生并发挥作用的。他说:“刑者,治之体,非我为;礼者,世之所以自行耳,非我制;知者,时之动,非我唱;德者,自彼自循,非我作。”这里所体现的也就是名教即自然的思想,这看似是在以道统儒,实际是在确立“名教”的合理地位。既然伦理规范是自然产生的,那么遵行仁义道德也应是合乎自然的。“至仁极乎无亲,孝慈终于兼忘,礼乐复乎已能,忠信发乎无光,用其光则自然朴成,是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长也。”(《庄子序》)神器即国家政权,仁慈、礼乐、忠信、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礼教,是人们本性的自然流露,如果保持这些本性,国家政权就能独化于玄冥,保持永久之和谐。 　　郭象在《庄子注》中以自生独化的本体论为依据进一步从“冥内”与“游外”的统一性上论证了名教即自然。他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