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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校管理中的社会参与 郭 继 东 学校管理的社会参与是指学生家长、社会公众和社团组织，为了改进学校的管理工作、提高学校的服务效能，通过一定的途径介入学校的计划、组织、控制等活动。在近几十年的教育改革浪潮中，社会各界和学生家长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在不少国家社会参与逐步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在法规上，明确了参与各方的权责利；在政策上，颁布了鼓励性的措施；在组织上，健全了各级参与机构；在运作上，探索了多样化的参与方式。可以说，社会参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学校管理发展的共同趋势。在我国，学校管理的社会参与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呈现出“起点不高、发展缓慢”的态势，这与当前的教改大势不相适应。因此，顺应世界的发展潮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强化学校管理的社会参与，不仅必要而且紧迫。本文试图对近年来国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特点作出概括，以期对我国的学校管理改革有所启迪。 一、参与主体的组织化 社会力量在参与学校管理活动时，存在着两种方式：一是个别化的方式，即以单独的个人或机构的名义参与学校管理；二是组织化的方式，即参与者组成一个整体，以组织的形式与校方发生联系。前者具有很长的历史传统，参与途径灵活多样，但因力量分散对学校的影响力有限；后者虽产生的时间并不很长，但参与的深度和力度都有很大的提高。因此，各国在继续保持个别化参与方式的同时，都加强了参与组织的建设。 以人员构成为分类标准，我们可将社会参与组织分为：①单纯型。其成员基本上都是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一般不吸收教育界人士（主要指校方和教育行政部门人员）参加，如澳大利亚的母亲俱乐部和家长公民协会、美国的实业协商会、法国的家长委员会等。这种组织构成人员单一，能够充分反映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常扮演教育外部压力团体的角色，对学校管理产生间接的影响。②混合型。其构成人员比较复杂，除校外人士通常还包括学校成员、教育行政部门代表等方面的人员，如德国的企业家—校长联谊会、美日等国的家长—教师协会（PTA）以及许多国家的学校委员会。1构成成分的多元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成为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的代言人，但由于这类组织与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的联系比较紧密，故对学校管理活动能产生直接而有力的影响。 在一些国家，社会参与组织已经形成了学校、地方、国家三级参与网络，从而大大增强了参与能力。以澳大利亚为例，在学校层面上，小学有学校家长委员会、中学有家长咨询委员会作为校内的社会参与组织；在地方上，各州都建立了州级家长参与机构，基层学校的有关组织大多隶属其管辖。如维多利亚州约有中小学2200所，其中的1500所是维多利亚州学校家长组织委员会的会员单位；在国家一级，由州级家长组织联合建立了澳大利亚学校家长委员会，以后该组织易名为澳大利亚州际学校家长组织委员会。随着三级参与网络的建成，在微观上，校内的社会参与组织能有效地参与学校的具体管理工作；在中观上，地方级社会参与组织能有力地协调基层学校的活动，便于相互支持、交流经验；在宏观上，全国性社会参与组织能联合各地的力量以影响国家的教育政策，为学校管理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实业界的积极介入 近年来实业界改变了只关注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传统，加紧了在基础教育领域的介入。以美国为例，越来越多的公司企业纷纷向中小学拨款赠物、资助研究、助教助学，介入到学校的各项工作中去。除了上述传统的参与方式外，8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两种新的参与模式：实业协商会（business roundtable）和实业—教育合作（business—education partnership）。新模式着眼于改变学校的管理政策、推进学校的全面改革，以便对学校产生更为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作为实业—教育合作的具体形式之一，美国近年来兴起了“收办学校”的热潮。达拉斯市1000多家地区性企业和公共团体收办了该地区的189所学校；纽约市有一半的学校被企业收办；据白宫私人创举办公室统计，全美有10000多家公司与大约20000所学校建立了这种密切的协作。所谓“收办学校”，就是由企业界或其他社会机构用合同形式与某所学校建立紧密的联系，“收办”关系确定后，收办单位为学校提供长期而稳定的经济援助，并且采用企业的运作方式经营学校。这一做法把企业管理中的技术手段引入了学校，对改进学校的管理效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实业界广泛地参与中小学的事务，既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又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社会（区）中，企业领导人常有一种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乐于支持各种公益事业。作为对社会的回报，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给学校、医院等以资助，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形成和谐的公共关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当然，实业界积极介入基础教育更主要地是受到利益的驱动。从美国来看，高中毕业生是初级、中级技术员工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