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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期中央官学的演变及其特点
摘要: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官学制度日臻完善和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文教政策上,独尊儒术,兼重佛老;在学校制度上,经学学校、专科性学校、职业教育各领风骚。唐代中央官学大致可分为普通教育与特殊教育两个系统,这一体系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规范完备的学制系统,实行的是一种精英教育。无论在学校体制、管理结构,还是入学条件、修业年限、教学内容和考试制度等方面,都集中体现和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央官学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性质特点。
关键词:唐代前期,中央官学,教育,变迁,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可以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类,在中国的教育传统上,官学尤其比私学重要。而所谓官学,就是指政府机关所设置的培养人才的地方,由官方设博士、助教等学官,来教授生徒。
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学校制度的记载。《孟子.滕文公上》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以明人伦也。”这里,校、庠、序都是三代学校地方的不同名称,而国家一级的学校统称为学。《礼记.学记》则对我国古代的学校情况作了更加详细的描绘:“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有学。而学又有天子国和诸侯国:”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这些都是关于早期的官学的记载,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古代官学制度的建立始于汉代。除了有直接管辖的中央官学——太学、宫邸学和鸿都门学之外,还有地方管辖的郡国学校,并且都有严格的建制和标准。其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演化,到了唐代,取得了空前的发展。
一、唐前期中央官学的发展情况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时代,经济繁荣,文化辉煌,无论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都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景象,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固然是群体共同努力的业绩,但尤其需要才智之士的发扬和推展,所以培养人才的中央官学教育就显得异常重要。在漫长而悠久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唐代中央官学以其教育体系的完整性,特征的鲜明性以及成就的显赫性不失为我国浩瀚博大的封建官学宝库中珍贵的历史遗产。在面向二十一世纪未来教育挑战的今天,我们应该以怎样审视历史和现实的眼光,客观公正的分析研究唐代这样的教育现象呢?
(一)唐高祖李渊时期对中央官学的初步规划
隋朝末年,“学者凋丧儒教凌迟“【册府元龟】。唐高祖李渊非常喜欢儒臣,隋恭帝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五月,唐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便着手恢复儒学教育。于是下诏“置生员,自京师至各州县各有数。”除了设立儒学外,于武德二年下诏兴仕崇儒,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1所,四时致祭,并亲自到国子监参加“释奠”礼。一时间“学者慕响,儒教聿兴”。此外,按照《旧唐书》中的记载,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中央官学开始有定员,据《新唐书·儒学传》记载““国子学生七十二员,太子百四十员,四门学百三十员。”这是唐代关于中央官学的第一次规划。应该说,这次教育规划,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唐王朝建国之初的一种姿态,是一种关于“崇儒重教”政策的一种表达。同时也反映了唐代建国初期人才匮乏,急需培养大批人才的一种需要。
《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曾经这样写到:“为了满足那些想应科考的人,唐高祖在长安重开了隋代的三种学校,即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所有这些学校都着重教授经书。它们最后都受公元627年开办的国子监的管理。公元626年,它们总共只有学生342名,他们几乎都是皇室、贵族和品级最高的官员的子弟。只有最低级的四门学才除外,略有放松。公元624年,唐高祖下令在各州县一律设立学校。”因此综上所述,唐代中央官学体系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规范完备的学制系统,实行的是一种精英教育。
(二)唐太宗时期中央官学发展的迅猛发展
唐太宗在位时期,实行“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的理念,在其仕秦王时就在王府内设立文学馆,召集名儒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等18人为学士。即帝位后,又设立弘文馆,选拔天下名儒虞世南、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学士。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下诏取消周公庙而专立孔庙;贞观四年又诏令各州县学皆立孔庙;贞观十三年设置崇贤馆,招集儒生研究经术;贞观十五年诏天下诸州举儒术通明、学堪师范者,具以名闻。后来还亲自著《帝范》21篇,阐述儒家的为君之道与帝王之术,并自我表白曰:“朕今所好者,惟尧、舜之道,闻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因此,在贞观年间,唐朝的中央官学出现了”古昔未有“的兴盛局面。唐太宗统治时期,据《旧唐书.儒林转》中记载:“于国子监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经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请于国学之内,鼓匣而开讲筵者,八千余人,洋洋济济焉。”而《新唐书.儒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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