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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执行检察权定位及运行分析 　　摘 要：刑事执行检察权作为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的当下也会作为重点被关注，但就以往的监所检察的工作实践而言，一直是检察权内涵之中备受争议的部分，一方面监所检察工作涵盖了几乎检察业务的全部，被外界戏称“小检察院”;另一方面监所检察的核心业务是刑事程序末梢的执行监督，故又被许多人看作边缘部门。但在新形势下，我们需要对刑事执行检察权的权力属性、运行方式等进行探究，才能够确保在理解上的不偏不倚和实践中的规范运作，最终明确监督权之实质与效果 关键词：刑事执行监督;权力属性;权力运行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124-02 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之下，整个检察权及其组成部分都面临着权能和权力运行模式的一些改变，但关于检察权权力属性的争议再一次被推至热点话题进行讨论。就更名确认的刑事执行检察权而言，它作为检察权的重要部分，极大程度地彰显了检察权的独特地位和权力属性，即法律监督权。也只有将检察权的核心定位为法律监督才是中国司法制度的正确选择，才符合现代司法理性并有利于司法独立与司法权威[1]。而刑事执行检察权则是紧紧围绕着法律监督权的属性进行权力定位、价值定位、权能配置及权力运行的 一、刑事执行检察权的形式定位 刑事执行检察权作为检察权的部分，其权力性质的定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的法律规范中有所不同，笔者从历史定位、域外定位、法律定位等多个方面探讨刑事执行检察权的形式意义上的定位 （一）刑事执行检察权的历史定位 中国古代的御史监察制度因其权力效能中的行政监察和司法监察功能被称为中国检察权的理论起源，这一漫长时期的监察制度行使了类似于现代司法制度中检察权的监督作用，如汉代御史大夫享有监督司法审判的职权，并借此形成了专门的监察机关[2]。同时，在死刑执行过程中，御史监察官员可对其进行临场监督。古代的御史监察制度下的检察权虽具有了监督性质，但本质上仍属于行政权力，更为可惜的是刑事执行（确切地讲是刑罚执行）的检察权只有很细微的体现。近代中国特别是清末修律变法时期，检察制度在本土化的御史制度监察思想基础上，学习并吸纳西方先进的检察理念后应运而生[3]。特别是在1909年颁行的《法院编制法》中，明确了检察官享有判决执行监督权 （二）刑事执行检察权的域外定位 西方检察权的理论基础是分权理论和权力制衡思想，“合宪制政府”通过代议制政府理论和权力制衡思想寻求到了国家权力建构体系的基本支撑点[4]。检察权通过被赋予的行政权性质在刑事诉讼权力范围内控制和监督司法权，属于行政权对司法权制衡的一种形式，可以有效防范司法权滥用、司法专断等行为。然而在现代权利救济理论下，权力是为保护权利服务而产生的，检察权的产生也是为了防范“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式的血亲复仇和同态复仇等私力救济的不利影响[5]。权利救济理论阐释了检察权的合法性却遗憾地没有回答其权力属性。显然刑事执行检察权作为检察权权能之一也主要是作为法律拟制的行政权以防止刑事执行阶段的司法专断和司法权滥用。苏联在列宁的权力制约理论下，其检察机关一开始就独立设置，自成体系，不隶属于司法、行政等机构，而刑事执行检察权则是这种检察制度下重要的权力配置。① （三）刑事执行检察权的法律定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且《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条和《检察官法》第一条都重申了这一规定。然而，目前国内针对检察权的权力属性存在不同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权属于司法权，检察权的运行“具有法律性、裁断性和终局性等司法特征。”[6]检察权行使的目标是维护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与审判机关行使职权的目标是一致的[7]。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权的机构设置上具有上下级隶属的行政属性，且检察权只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力启动，没有终局性。“检察权在本质属性上应该归并于国家行政权。”[8]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权具有双重属性，是行政权和准司法权的共同体。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权属于法律监督权。刑事执行检察权的权力属性又当如何？下文笔者将从刑事执行检察权的权能出发，去探讨并反思检察权的权力属性 二、刑事执行检察权的实质定位 从刑事执行检察权本身出发，其独立的法律监督权的实质地位就显得比较明确了，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刑事执行检察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监督权。首先，它针对的主要是权力，而非权利。当然，这不意味着它不保障权利，事实上，针对权力的最终目的就是保障权利。只不过它通过制约权力来保障权利，而不是直接以法律规定权利。例如保障在押人员在未决乃至执行期间的权利都是通过对相应的执行机关采取监督手段予以实现的。其次，它往往不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