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索德伯格影片中的人物形象.doc

史蒂文·索德伯格影片中的人物形象 　　[摘要]美国导演史蒂文1989）登上影坛，在其后的从影经历中，他能够自如地在独立电影与商业大片的领域之中切换，这与他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多样化尝试是分不开的。对于索德伯格电影中林林总总、三教九流的人物，单纯从性别抑或身份的角度进行分析都是难免挂一漏万的，因此不妨从索德伯格本人的创作思路出发，根据其主观创作的程度将其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分为纪实型、演绎型以及虚拟型三类加以探析 [关键词]史蒂文 电影在当代已经成为社会传播之中影响最大，传播范围最广泛的重要媒介，它能够对受众的价值判断以及情感思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触动。在电影中，人物形象无疑是电影人创作的核心，人物形象的审美价值与电影的最终影响力息息相关。美国导演、编剧史蒂文[1]在索德伯格日后的从影经历中，他得以自如地在独立电影与商业大片的领域之中切换，与其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多样化尝试是分不开的。索德伯格一方面能够尽可能地取悦自己已经定位的观众，另一方面又能够在好莱坞所默认的人物审美标准下在角色中寄托导演本人的情感、理解与思索，并且无论是在独立电影抑或走好莱坞路线的商业片中，索德伯格电影之中的人物往往都饱满而鲜活，能够引起不同层次、不同背景观众的共鸣。[2]对于索德伯格电影中林林总总、三教九流的人物，单纯从性别抑或身份的角度进行分析都是难免挂一漏万的，因此不妨从索德伯格本人的创作思路出发，根据其主观创作的程度将其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分为纪实型、演绎型以及虚拟型三类加以探析 一、纪实型人物形象 纪实型的人物形象带有非常明显的求真立场和记录情怀，是导演采取一种积极姿态记录历史的体现。尤其是对以独立电影起家的导演来说，敢于将真实的、富有争议的人物搬上大银幕，实际上就是对宏大但略微单一的官方话语发出的一种叛逆声音。然而无论是对于社会话语空间抑或是电影艺术本身，它都需要有导演来进行这样一种补充性的工作，从而使历史、社会图景呈现为一种更加立体、多元的状态。尽管史蒂文“本质真实”的意愿，可以说，索德伯格是希望电影能够将某些被遮蔽的真实达到“显影”的。这一点从他担任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第四公民》（2014）的制片人一职就不难看出，影片的主人公便是一手炮制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丑闻“棱镜门”的爱德华“棱镜门”核心人物的柏翠思担任 在索德伯格本人执导的电影中，亦不乏既保留了个人视角，又充分尊重客观事实的纪实型人物形象，具有史诗意味的《切2008）与《切瓦拉传：游击队》（2008》两部曲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根据索德伯格的创作意图，成片原本并未分为上下两部，只是由于四小时的时长无法为院线所接受才将电影一分为二。而索德伯格宁愿拆分也不愿意以剪辑妥协的电影时长，从某个侧面也正反映出了索德伯格对于真实性的苛刻要求。尽管对于片中的格瓦拉形象，不同地区的观众有着激烈的争议，甚至认为索德伯格有消费、扭曲格瓦拉的嫌疑，但是从索德伯格的主观态度而言，他的确是以求真的本意力图为观众还原，甚至是“直播”一个传奇人物切“半纪录片”的原因 影片基本上以一种亦步亦趋的方式根据格瓦拉的《玻利维亚日记》展开，在《切色的、夸张的戏剧冲突，以至于让人抨击这部电影在表现格瓦拉上远不如沃尔特，带有很明显冒险色彩的《摩托日记》（2004）。这实际上并非索德伯格在创作上的无力，而是因为在索德伯格看来，格瓦拉的人格已经足够伟大，其人生经历已经足够令人震撼，完全不需要导演介入进行戏剧虚构，这也正暗合了拉丁美洲这片土地上“越真实越超现实”的魔幻现实主义传统。导演所需要的并不是为人物增删情节，而只是在固有情节上利用拍摄手段传达出令观众见仁见智的意味。如格瓦拉死后遗体被直升机送去地方医院一情节在电影中也有所体现，在电影的结尾中，绑着格瓦拉遗体的直升机掠过了玻利维亚深邃沉默的绿林，镜头下的这片土地宁静和平，阳光灿烂，而这便是曾经围困格瓦拉，又是格瓦拉所深爱着的地域。导演的手法隐忍而克制，留给了观众诸多自我领悟的余地。与之类似的还有《烛台背后》（2013）的同性恋钢琴艺术家李勃拉齐等 二、演绎型人物形象 演绎型人物形象则介于纪实与虚拟之间，也是一种能够同时满足异类群体的好奇感以及同类群体的认同感的人物形象。电影所要面对的受众是跨越国家、种族与文化背景的，纯粹的纪实或虚构都无法尽可能多地迎合观众的需要。而演绎型的人物形象则保证了观众对人物原型具有某种程度的熟悉感和亲切感，围绕这一人物展开的剧情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人物活动的现实场景，人物身上所具备的符号或精神等。但是导演又能够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丰富人物的生活历程，使人物的经历更为离奇曲折，更具备戏剧张力，同时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为人物“代言”。在以这样一类人物为主的电影中，人们不仅要进入到影片所关注的主题之中，还要对电影的拍摄手法与艺术价值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