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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林纾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摘要：作为我国第三次翻译高潮的代表人物，林纾秉持的独特翻译原则――创造性叛逆结合了古今因子，糅合了汉欧元素；不但给读者带去审美怡情的享受，而且引介了西方进步思潮，使民智渐开；不但是为译者正名的先锋号，为我国文学翻译预热，而且开拓了国内文学家的视野，间接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贡献。林纾的创造性叛逆也是“化境”的尝试，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做到了以讹为媒，以讹诱人，虽时隔百年，仍值得今人学习借鉴 关键词：林纾；创造性叛逆；译者主体性 在德里达的长篇论文《巴别塔》中，他曾将翻译之难形象地比作攀登巴别塔，意在指出语言的不可译性和翻译“十分必要但又不可完成”的本质属性（王宁，2009：60）。无独有偶，在中国文坛，钱钟书也在其“化境论”的提出过程中引《说文解字》的“?辏?译也”首次提出“译、诱、媒、讹、化”间的关系。钱钟书认为，由于各国文字间的天然差异以及译者和作者对相同文本的不同理解与表达习惯，“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王克非；1997：81）。这就是“讹”：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与原文的偏差。德里达说，翻译对原作的忠实是一条“偿还债务”的不归路，需要“众多的甚至几代译者来共同偿还”（王宁，2009：62）；且由于巴别塔原则，这一绝对忠实永不可能实现。因此，译者就须承担起积极的主体性作用，通过对原作进行能动的理解和阐释发挥译者的创造性，以做到相对忠诚并负担起延续原作价值的作用，并最终能以“讹”为“媒”，“诱”读者了解原著思想内容并深化自己的思维，使作者、译者、读者的思想相融相通，相辅相承，同时实现原作和译作功能的最大化 在我国的第三次翻译高潮中，林纾就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以讹为媒、以讹诱人方面作了最初的尝试。他利用对原文语段灵活的增删，对新古词句“双重反逆”式的大胆尝试，在诸多夹注、序、跋中对自己的翻译目的和思想的输入与阐释，进行了一次次创造性叛逆。不但打开了民眼、开启了民智，而且促进了我国文学与翻译事业的发展。林纾有独树一帜的翻译方法和主张，不断在中西语言之间寻找平衡点，真正让文学翻译焕发出了迷人光彩，不愧被胡适先生称为我国“译介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 一、林纾及其主要译著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居士，又因住地附近多枫树，取“枫落吴江冷”诗意，别号冷红生（马祖毅，1998：425）。他虽自幼家境贫寒，却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因此精通写诗作画。此外，林纾古文功底相当深厚，这成为他日后翻译事业如日中天的重要基石 关于林纾翻译的始因，有两种传说，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发妻病逝，伤心始译”说。1897年，与林纾伉俪情深的结发妻子刘琼姿病逝，林纾十分悲哀，终日郁郁寡欢。这时，从法国留学归来的旧友王守昌前来探望他。为解林愁闷，王提出以“其口授，林笔录”的方式与林纾合作翻译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因此书的哀婉情调与林丧偶后的心境相合，林纾应允（杨丽华，2011：57）。该书的出版开启了近代中国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翻译到译介西洋文学的新篇章，在当时文艺界引起极大反响。林纾自此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 林纾一生翻译20余载，有王守昌、魏易等16位口述合作者（马祖毅，1998：431），拥有作品180余部，包括163部小说，其中40多本均为世界文坛经典之作。其原作来源横跨亚欧大陆，遍及英、美、俄、日、法、挪威等十几个国家，涉及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易卜生等各路名家。除去使其声名大噪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外，林纾还译有《黑奴吁天录》《贼史》《块肉余生记》等作品，均受到广泛好评。且不论与林纾并称为“译才并世”的严复“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马祖毅，1998：424）的慨叹，早期新文化运动重要人物、著名文学家、翻译家郑振铎先生也曾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提及沈雁冰对《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评价：“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杨丽华，2011：59）徐念慈甚至在《余之小说观》中将林纾称为“今世小说界之泰斗……足占文学界一席而无愧色”（杨丽华，2012：10） 总体而言，林纾的译文采用轻松且富于弹性的文言，重视翻译的社会功用与价值。其所译作品涉及社会阶层广，伦理道德性强，总能以其丰富的情感张力直入人心。这股“增强国人保种与侮观念、提高国人素质、改良社会风俗”的信念与林纾秉持的创造性叛逆相辅相成（杨丽华，2011：61） 二、林纾的创造性叛逆 作为术语，“创造性叛逆”由法国学者埃斯卡皮首次提出。埃斯卡皮认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译者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译者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