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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尔文研究中的编史学变迁论文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和达尔文相关的历史研究从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文化史，到语境论的科学史的发展过程，讨论了这一过程中史学思想和研究方式的转变，重点评介了历史学家约翰 格林和罗伯特 杨的主要工作。 关键词：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语境论的科学史、约翰 格林、罗伯特 杨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about Dar intellectual history to contextualism briefly, and discusses the changes in historiography. John. C Greene and Robert Young are tportant historians in history of biology. Their main es Clerk Max: Evolution and Its Impact on oore）编辑了《历史、人性和进化》（History, Humanity and Evolution）一书，收录了13位研究进化论史的主要学者的研究文章，代表了当时进化论史研究的最高水准。11 虽然约翰 格林的后学们从他对科学、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彼此间紧密交织、相互作用的论述中得到启发，不再将它们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然而约翰 格林本人作为一位受拉夫乔伊影响颇深的思想史家，他的哲学立场就总体而言却仍是保守的。在他看来，世界观是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中最基本的前提假设，意识形态是一些使社会活动和价值判断合法化的思想观念，世界观是可以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也可以变成某种世界观，但是科学仍然是截然不同于意识形态或者世界观。科学着重于描述和发现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虽然它也是一种人类活动，但它更强调观察的重要性，本身是价值中立的。正因如此，他虽然承认自然选择学说的提出与英国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状况有联系，但还是坚持认为自然选择学说作为科学理论，源自于达尔文的“真正的科学的洞察力”，而不是当时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12 二 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 杨（Robert Young）就不同了，他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方式与以前的美国历史学家像拉夫乔伊和约翰 格林等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正如他所说的，“历史学家也是自身时代的产儿”，13他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方式的转变与当时英国历史学界的风气有密切的联系。概括而言，六七十年代的英国史学界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由E. H.卡尔（E. H. Carr）掀起了以社会史为中心的改革运动，其批评和改革的目标直指以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为代表的剑桥历史学界。社会史很快赢得了青年一代历史学家的广泛支持，迅速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主流。14第二、以E. P.汤普森(Eder Thompson)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占据了历史研究活动的中心，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影响的考察。他希望能够打破科学史与其他专门史之间的隔膜，把科学活动放回到整个文化之中，考察它与其他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 罗伯特 杨对传统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展开批判，指出它有两个假定，首先是科学观念和科学发现可以摆脱自身的文化背景而被清晰地分离出来，其次就是非科学的思想对于科学观念的发展影响甚微。在他看来这两个假定都是有问题的，历史与这两个假定恰恰相反。科学活动作为人类活动中的一种，不可避免地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纠葛，不可能从广泛的文化背景中完全剥离出来。某一时期科学的、经济的、宗教的、社会的、哲学的、政治的诸种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构成了一个共同的语境。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构成的，没有那一个可以脱离其他而独立存在。因此，应该把科学史和经济史、社会史和政治史等其他专门史结合起来，发展出既考察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又考察科学因素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作用的综合史来。16 罗伯特 杨认为科学史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克服科学和社会的两分，解决内在论和外在论之间的争论。受雷蒙 威廉斯（Ramond althus and the evolutionists: the mon context of biological and social theory，1969年）一文中，他通过构建生物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相互交织的共同语境，叙述了从“和谐的自然”向“斗争的自然”的思想转变，从而揭示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之间的联系。而在“达尔文的隐喻：自然选择吗？”(Daretaphor: does nature select?,1971年）一文中，他讨论了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之间的类比在达尔文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对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