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行规法律效力的演变——以1930年行规讨论案及“重整行规运动”为中心论文.docVIP

　　近代行规法律效力的演变——以1930年行规讨论案及“重整行规运动”为中心论文 .freelerce）中，对清代由行业组织制定的商事规则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行公会各规律，中国法院，直视若国法之一部而引用之。」26 行规是行业组织实行行业自治的重要制度依据，作为民间商事习惯，它与行业组织的制度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可以说是行业组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随着同业公会的兴起，行规的制定及其内容、效力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并由此引发了新的问题。 鸦片战争以后，在一些通商口岸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发展起来，行会也在排拒中发生着复杂的变化。虞和平的研究认为，鸦片战争以后通商口岸的行会行规在出入会限制、经营限制等方面已逐步松懈，在促进技术进步与维护行业发展环境方面有开拓性作用27。而彭泽益对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城市行会重建活动的研究却认为，战后行会组织呈恢复与发展趋势，并着手整顿旧有行规，加强会籍管制和限制竞争。28两者所研究的地区都包括上海、苏州等地，所得结论似乎相反。如果结合其背景来看，这两种现象其实是同时存在的。随着国家经济立法逐步完善以及行会职责的变化，行规的内容及效力也在发生着变化。关于定价与营业也受到相关法律的制约，一些野蛮陋习被废除，强制入会或者限制入会的情况都有所缓解。 1918年4月27日，北京政府农商部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确立了工商同业公会的法律地位。该规则首次明确了工商同业公会的组织合法性，只要依法成立的同业公会就应受政府保护，这些都是积极的方面29。不过，规则对行规没有明确的规定。行规虽也与章程报请备案，但并不意味着要同业共守。反而由于规则并未强调同业均须一体加入，使同业形成了会内会外之别，会外者借口不遵守行规，导致行规效力的一致性与强制性受到破坏。事实上，自晚清以来，这种效力本身就在消解，但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少同业仍不得不遵守。现在，则可借口行规为习惯而非法律拒绝执行。同业公会由于没有强制执行权，其权威性大为下降。尽管就实际情况看这一现象并不严重，不过随着不少行业组建新的同业公会，会内会外的差别也日益加大，行规为会外者拒不遵行的可能性也会逐步加大。从《商会法》以及《工商同业公会规则》的施行情况来看，显然已受到这一制度缺陷的影响。不少行业意识到团结同业、建立公会的重要性，同业公会的数量也在日益增多，但仍然有不少公司、行号没有加入同业公会。同业公会的不健全，势必也影响到以其为组织基础的商会。此外，已经成立的同业公会的行规由于不能施之于全体同业，在许多方面受到会外者的抵制，已入会者颇为消极。对于这种情况，商会及一些同业公会均已有所意识，并呼吁政府要加大督导力度，推动同业公会组织之普及。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着手对商人团体进行整顿，以加强对商人的组织领导。在改组商会为商民协会失败后，政府开始在原有法令基础上建构以商会与同业公会为核心的商人组织制度。立法院议决通过并在1929年将原《工商同业公会规则》修改为《工商同业公会法》及实施细则。在入会方面，《工商同业公会法》第七条规定：「同业之公司行号，均得为同业公会之会员，摊派代表出席于公会。」30入会与否仍然全视公司、行号之意愿，不予强制。1930年8月9日，国民政府对《工商同业公会法》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关于是否强制入会问题仍然没有列入其中。同业公会在约束全体同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效能显然为政府所看重。但为何政府仍然没有将要求同业强制入会或者未入会者遵守行规定写入相关法令呢？工商部在批复行规问题案中所表现出的疑虑显然是重要因素。 行规作为一种习惯，延绵日久，具有一定的惯性。虽然晚清民初以来行规在内容、执行方式等方面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限制出产、排斥入会等方面的规定基本上消失了，在处罚方面多用联合抵制或运用法律手段，体罚的方式已很少见。行规在世人观念中的垄断性、排外性的特色大为减弱。但仍然不能完全排除有不良习惯的存在，在限价、雇佣等方面的规定仍然存在争议31。行政院以地方上呈案件为例，「长沙钟表业商民解镜初呈请撤销巨商所订之修整价规案，该民以廉价修整系为维持生活，营业自由，不服非法处罚，振振有词，终能胜诉。又上海绸缎染业红坊之贱价承染，椅店之贱价出售，岂不顾及成本，而终肯贱价承售者，必尚有利可图。若强令一律高价，其心即在垄断。经板椅业前拟会章，并有限制出口情事，居奇垄断之心更属显著。」32正因有此担心，政府方对行规问题一案犹豫不决。但就实际情形而言，行规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补充了国家法令的不足。国家有关法令特别是行业法令的制定尤其要参考该行习惯。就不同时期成立的工商同业公会来看，在维护市面、促进生产、协调同业、抵制外货等方面有着不俗的表现。同业公会的组织效能也为一些有识之士所看重，视为振兴中国经济的重要制度因素33。政府在制定银行法、保险法、典当业条例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