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明代法律制度(2010-12-4)14.pptVIP

第十一讲 明代法律制度 主讲：葛少芸 主要内容： 一、立法思想 （一）“明刑弼教”、“重典治国”的原则 （二）“明礼导民”、“定律以绳顽”的礼法结合原则 二、立法概况 （一） 《大明律》 （二） 《大明令》 （三） 大诰 （四） 榜文 （五） 条例 （六）《明会典》 三、明代法律的发展及特点 （一）刑事法律及特点 （二）行政法律制度：废除宰相制度，建立内阁制 （三）民商事法律及特点 （四）司法制度及特点 （一）中央司法机关——三法司 （二）地方司法机关——三级 （三）“厂”、“卫”特务司法机关 （四）会审制度 明朝是中国封建晚期的一个重要王朝。作为明代法制建设主要成就的《大明律》，上承《唐律》，下启清法，不仅在中国法制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是继唐律以后对东南亚各国影响较大的一部法典。为中华法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极端发展，带来了刑罚残酷、厂卫干预司法等恶果，破坏了正常的法律秩序，使明王朝最终走向覆亡。 一、立法思想 （一）“明刑弼教”、“重典治国”的原则 1、“明刑弼教” “明刑弼教”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中“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语，后人简称“明刑弼教”。从字面而观，“弼”乃辅佐之义，似与“德主刑辅”的传统立法、司法原则并无不同。实则不然，“德主刑辅”中“德”为“刑”纲，“刑”要受“德”的制约，始终处于次要、辅助位置。宋代在处理德、刑关系上始有突破。著名理学家朱熹首先对“明刑弼教” 作了新的阐释。与前代儒家学说不同的是，他强调刑与教的实施可“或先或后”，“或缓或急”。经此一说，刑与德的关系不再是“德主刑辅”中的“从属”、“主次”关系，德对刑不再有制约作用，而只是刑罚的目的，刑罚也不必拘泥于“先教后刑”的框框行事，而可以“先刑后教” 。这看来小小的变通之义，却意味着中国封建法制指导原则沿着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明刑弼教的发展轨道，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对明清两代法律实施的方法、发展方向和发挥的社会作用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我国古代法律史上，一般说来，倡导“德主刑辅”，本意是注重道德教化，限制苛刑，所以它往往同轻刑主张相联系。而经朱熹阐发，风行于后世的“明刑弼教”思想，则完全是借“弼教”之口实，为推行重典治国政策提供思想理论依据。 2、“重典治国” 如果说朱熹还只是在理论上为“明刑弼教”原则的贯彻开辟了道路，朱元璋则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此原则推向新的高度。“重典治国”在“明刑弼教”作为其理论和伦理基础的前提下，成了明初立法、司法的具体指导思想。 早在西周，就确立了“刑罚世轻世重”的原则，明确提出“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以后，直到朱元璋以前，除秦朝外，所有统一王朝初期都以“刑新国用轻典”作为法制指导思想，以使安抚人心，缓和矛盾，维护刚刚建立的政权。朱元璋正相反，他在建国之初就以“刑乱国用重典”作为指导思想。《明史·刑法志》说：“始，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明史·李善长传》也说：“太祖初渡江，颇用重典。”朱元璋在《大明律》序中自己也说：“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另据《明史·刑法志》载， 朱元璋晚年曾嘱咐即将继位的建文帝：“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 他认为，“重典治国”的内涵包括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 明朝法律加重了谋反、谋大逆等罪的处罚，扩大了株连的范围，严厉打击贼盗以及官吏贪赃枉法等罪行。作为太祖亲定的《大明律》刑罚较前代已加重，而 《明大诰》主要以贪官污吏为打击对象，其所适用的刑罚，往往出于律外，如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剁指、刖足、阉割为奴、 枷项游历等，多是残酷的肉刑。《大诰》的酷刑多为历代罕见，比秦犹过之无不及。贪官之外，所谓“游民”、“逸民”也纳入《明大诰》法网之中，明初的各种农民起义更被视为朱明王朝的严重威胁。可见，明太祖朱元璋主张重典治世，以治吏、治民为重点。 （二）“明礼导民”、“定律以绳顽”的礼法结合原则 朱元璋在强调重典治国的同时，从历代的经验教训中，也清醒认识到，独任刑罚可以压服人，但不能使人心服，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并非长治久安之策。 因此，他主张“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 。就是说，刑事镇压和德礼教化要双管齐下，以刑惩罚犯罪，以礼教民守法，做到”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而行。“ 朱元璋把刑用重典作为权宜之计，并要求子孙们适时而变，采用轻刑，但从总体趋势看，随着专制政治的日趋腐败、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刑罚势必加重，由轻典而中典，由中典而重典，由重典而最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