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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理性 ―― 制度建设理性基础[摘 要]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修正着经济人假设，但并未改变制度建设中的困难。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引入，会丰富和改善制度建设的理性基础假设 [关键词] 经济人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 交往理性 基金项目：本课题系安康学院高层次人专项科研项目，项目编号：AYQDRW200601.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在它借助于理性主义运动，在主流经济学中节节推进并向其他领域不断渗透的时候，它过于理想化的内容与现实世界的差异也日益显露出来，从而受到来自多方面的理论挑战。其中，新制度经济学从理性的制度制约方面修正着传统的经济人假设的努力值得格外重视 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 在传统的经济人假设中除了有完全自利、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的规定之外，还暗含着交易成本为零和清晰的产权界定的前提假定。经济人置身于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理想世界，人们在市场中交易过程被过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的操作，制度仅仅是经济人进行选择时的外生常量。然而现实交易中存在着成本，科斯主要从交易成本为正这一角度入手，来阐明制度对于经济活动的重要作用，从而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派。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并且有时大到令交易无法进行的地步，所以科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合法权利的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一种权利的调整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产值。”[1]为了保证交易过程的顺利进行，需要产权、合同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以降低交易费用。因此，由法律这种正式制度确定的有利的权利调整，将有助于降低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此后，威廉姆森细化了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使交易成本成为一种可以进行科学分析的有力工具，并继而构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威廉姆森用“契约人”替代了经济人，所谓“契约人”，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是指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为减小不确定性世界中机会主义的风险，保障与实施契约的履行，而最小化交易成本的行为人。威廉姆森在《经济组织的逻辑》一文中指出：“交易成本经济学采用了两个重要的行为假定。第一是认识上的假定：假定人的动因是意欲合理的，但只是有限地做到（西蒙，1961），该条件通常被称为有限理性。”“第二个行为假定是：人的动因天生是机会主义，这是人们为实现目标而寻求自我利益的一个深层次条件。”[2]由于人认识上的有限理性和行为上的机会主义，从而形成交易费用，并增加交易成本 那如何既使经济组织要在“有限理性基础上达到最经济”又能“保障在争议中的交易免受机会主义之害”，威廉姆森针对有限理性提出“所有复杂的合约都是不完全的”、“作为对付合约不完善的手段”、“支持适应性、连续性决策模式将促进交换”，针对机会主义，威廉姆森提出，“得不到可靠承诺支持的许诺使当事人面临危险，而实施市场和非市场的保障有助于交易。”[3]威廉姆森的逻辑解析框架粗略地可表述为：将所有的“经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交易关系，并将交易关系归结为契约（合同）关系，以契约关系作为分析框架的逻辑起点。威廉姆森认为，由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存在，导致了交易活动的复杂性和交易费用的增加。也正因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严重的合约问题才会产生，从而使治理结构的选择成为必要。威廉姆森认为“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和作用都在于是节省交易费用成本”。[4]如何设计出交易费用最低的企业治理结构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式与传统经济学相比，有以下变化：1.契约人的提出丰富和修正了经济人假设，使经济人具有了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特点。2.契约分析把交易作为最小研究单位，看到交易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系分析取代了个体分析。3.为了应对有限理性和限制机会主义行为，人们的权利需要一定的制度加以保障和维护，因此经济人的现实行为不仅仅是个人偏好的一种呈现和最大化，更重要的是要受到制度的制约。而明晰的制度则是降低交易费用，减少制度运行磨擦的基础。问题在于，新制度经济学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首先，在经济人基本假定上，新制度学派的确比新古典学派更接近现实，或者可以说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他们所说的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经济人，仍然不是现实社会中的真正的人，他们所标榜的“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与现实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其次，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命题上也是存在悖论的：一方面，制度确实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制度又是一个成本高昂的经济变量，难以预料的制度成本甚至很可能抵消制度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问题在于制度是有成本的，并且是一个成本很高的经济变量。由此向前引申一步，如何构建一个降低建立制度交易成本的途径是制度经济学进一步的思考方向 交往理性引入制度建设 作为规范经济学的一部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是建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