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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假设理论视角下公务员制约机制探究【摘要】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公务员是行政管理组织得以建立和运转的必要前提。公务员一方面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和维护者,理应代表具备公共精神,确立公共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又不可避免的具有理性自利的行为动机,这种应然与实然、价值与事实之间矛盾始终是公共行政学界无法圆满解决的痼疾。现实中应通过对东西方人性假设思想的融合,谋求一种公务员外在的监督制约机制与内在的道德制约机制的结合和超越 【关键词】人性假设理论;公务员制约机制;发展 纵观西方行政管理发展史,几乎任何一种行政管理理论或行政管理实践,实际上都是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其基本前提的。正如美国学者孔茨所言:“管理者不管是否自觉地认识到这些,在他们心目中总有一个个体的模式和基于人的假设的组织行为模式。这些假设影响着管理者的行为。”[1]理论界往往把人性假设的研究焦点置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等西方理论的园囿,忽略了东方传统文化的人性假设思想,更是始终无法冲破东西方文化的藩篱,实现两者的融合与互动。早在两千年前,我国先辈已明确了管理之中心是人,这是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优于西方的一大优点。在我国古代关于人性假设思想的探讨也是相当丰富和深刻的 一、 东西方人性假设思想及两者的对比探析 1、 西方人性假设思想的发展演变 (1)经济人假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1776年在他的代表作《国富论》中提出了 “经济人”的观点。经济人假设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二是人有完全理性,总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最优化;三是在市场机制比较完善、法律体制完备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能产生利他,越追求自己的利益越能给社会创造财富。(2) 社会人假设。20世纪30年代起,以梅奥为创始人的人际关系学派提出了“社会人”假设的思想。这种思想将人视为社会系统中的多面体;主张削弱管理机构的僵化程度,以便更好的满足人们的需要;更多的关心人际关系和精神激励因素。(3)自我实现人假设。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是行为科学关于人的需要――动机――激励理论之一,其核心要使人人都成为自我实现的人。自我实现的人是指人的才能充分展现出来,是的人的最大需求和最大满足的人。(4)复杂人假设。20世纪70年代,美国管理心理学家沙因提出了复杂人假设。他认为,人类的最大需求不可能都是一样的,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不可能有纯粹的经济人、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 2、 中国古代人性假设思想的发展演变 (1)人性善的假设。它以孟子为代表。孟子认为人性天生是善良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四种根本的善,乃性所固有,不是本来没有而勉强炼成的。[2]以性善论为基础,孟子提出国家的管理者要实施“仁政”,他认为仁政来源于先王的不忍人之心。(2)人性恶的假设。荀子是代表人物。他认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生之所以然者为之性。”人的这种自然属性的表现就是“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荀子的弟子韩非师承了性恶的的观点,认为人的天性只知趋利避害,因而惟有利害可以驱使之。他跟荀子不同的是:主张用法治恶。(3)人性非善非恶论。这一思想是与孟子同一时代的告子所主张的。告子把人性看成是一张纯洁无暇的白纸,其或善或恶的分化完全取决于后天的行为 东西方文化以其各自的历史和特色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东西方的人性假设思想各有千秋,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和现代社会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东西方人性假设思想的互动和融合。我们不难发现,“经济人”假设与“性恶论”、“社会人假设”与“性善论”、“复杂人假设”与“性非善非恶”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隔着漫长的历史长河和辽远的地理空间遥相呼应、相映成辉。我们理应将二者结合起来,这会为我们分析考察人性假设思想的变迁对公务员制约机制发展进程的影响提供更宽广的视野 二、人性假设视角下的行政思想变迁 人性假设思想的转变是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根本不同之处,它不仅是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导向教义的逻辑起点,也是新公共服务的公共利益导向理念的原始假设 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基督教的原罪思想深深影响了政治制度设计。韦伯的行政官僚体制的建构因袭了基于人性恶假设的制度设计理念,强调规制导向,试图以详尽完备的规章条文来控制官僚,防止其滥用职权,保证官僚履行其应负的责任。这种思想与实践恰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韩非的人性恶假设以及用法治恶的思想不谋而合。韦伯论证了理性官僚制的技术最优特性,指出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运作的官僚制可以取得最大的效率,这种以规制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