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及农民工非正规个体经营问题探究.doc

城市化及农民工非正规个体经营问题探究一、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与非正规就业 （一）非正规就业的范畴 非正规就业是人类学者哈特在研究非洲经济活动时提出的，他根据工资雇佣（wage employment）和自我雇佣（self-employment）的区别，提出了城市劳动力收入机会的二元模型，将非正式就业归为自我雇佣，强调此类活动的动力机制和多样性[1]。哈特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改变了对城市过剩人口问题的讨论，之前被描述为绝望、缺乏自主性的社会边缘化的城市群体，转换为大众化的企业性格，以群体的创造力和动力弥补了资本的缺乏。更重要的是，他回答了一个理论困惑，即贫穷的边缘团体如何在城市中适应和生存[2]。哈特提出非正规经济后，定义和范围都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争议。申杜拉曼（Sethuraman）认为，非正式部门服务生产的主要目标在于创造参与者的就业，而非极大化利润[3]。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萨士（Hernando de soto）根据拉美的经验，认为非正规经济活动并非是在工作机会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生存机制，而是在经济控制下产生的“市场力量”，这区别于现代化理论的阐释，形成新的解释力 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在官方报告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术语，将非正式活动定义为与贫困有着等同的意义，其特征是：（1）在技术、资本和组织方面的低门槛；（2）家庭所有；（3）小规模运营；（4）用过时的技术进行的劳动密集型生产；（5）没有管制的竞争性市场[4]。并进一步提出，“非正规经济”是指由（在法律或在实践中）未被正规安排、覆盖或覆盖不足的工人和经济单位从事的所有经济活动。这些活动未被列入法律，这意味着它们是在法律的正式管辖范围之外进行运作；或是在实践中未被覆盖[5]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我国非正规部门的特点总结为：“小”、不固定、不稳定、灵活、处在法律法规的边缘四个特征[6]。薛昭?提出“我国的非正规就业，指广泛存在于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中不同于传统的就业形式，包括：（1）非正规部门里的就业；（2）以及正规部门里的短期临时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劳务派遣就业、分包生产或服务项目的外部工人等[7]。本文关注的是第一类 （二）对拉丁美洲、非洲等国家的理论解释 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活动一直都占着很大的比重。拉丁美洲国家正式部门的就业人口占非农劳动力的比例，1996年时大约在40%-60%左右，ILO（国际劳工组织）在1991年认为“与先前的观点相反，非正规就业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消失。相反在以后，它会与城市贫困、拥挤一同增长”[8] 现代化理论认为，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逐渐滑落成为零，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会迁入城市，出现大量的城市新移民。一方面，这些新移民由于各种限制，包括文化水平、专业技术等不足，无法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程度跟不上城市化，无法吸纳大量的城市人口，因此大批的新移民就形成大规模的非正规经济活动。然而，现代化理论越来越被质疑，因为随着经济的成长，非正规经济并没有如预期中那样消失。就此出现了另外几种解释，一是认为这些地区过于苛刻的法律规范导致了非正规经济活动在更大范围中延伸；另一种观点将发达国家非正规经济活动的增长，归因于全球化竞争下市场的自主选择策略[9] 国际上对非正规经济活动的研究对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的研究有一定的影响和启发，这些研究都指出，如何管理非正规就业是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挑战 二、我国农民工的非正规个体经营活动 （一）个体经营活动的多样性 非正规个体经营的门类繁多，一是为满足特定人群的消费需求，如餐饮等；二是流动劳动力通常选择经营成本和风险最低的行业，很多行业由于工作性质，很少为本地人关注，同时处于管理的弱点领域。李春玲曾经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01年11-12月收集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认为，流动劳动力有可能争取到的上升流动机会多处于远离国家控制和制度规范较弱的领域，他们所能取得的较高的阶层位置是中小企业主和中小企业的管理者[10]。表2显示了农民工非正规经济活动的主要行业 （二）非正规的长期性 研究发现，如果城市内部存在着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会导致即使有能力的移民，一旦进入非正式部门就业后就很难再移动，正式部门与非正式部门间的流动率很低[11]，这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李强透过数据分析，证明农民工在其初次职业流动中容易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而其再次职业流动却基本上是水平流动，没有地位上升。主要原因是其缺少地位积累、继承和社会资源[12]。王春光也分析指出“农村流动人口只能在相近的职业之间流动，他们的空间流动（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和产业之间的流动（从农业向非农流动），并不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