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呐喊》及《彷徨》文化思想内涵.docVIP

简论《呐喊》及《彷徨》文化思想内涵摘 要：本文通过对鲁迅的《呐喊》、《彷徨》具体文本的分析，揭示其所蕴藏的文化思想内涵，并借此昭示这些思想文化内涵之于当今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呐喊》 《彷徨》 文化思想 内涵 鲁迅生活的年代，中华民族正经历着艰难而痛苦的蜕变，中西方思想文化发生猛烈的撞击。他作为对社会和时代最为敏感的青年作家和知识分子之一，成了这精神蜕变和思想文化冲突的承受者。他对社会的变革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为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改变不了民族被欺凌、人民被压迫的现状？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华民族富强起来，而都以失败而告终？令鲁迅先生感到沉痛和迷茫的是：物质上的变革行不通，制度上的革命也失败了。他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发现了隐藏在这些失败背后的东西――中国国民的精神文化思想，即国民性，于是开始从精神层面上对中国国民性进行探索。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那时，他们经常讨论的几个问题是：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作者是通过与西欧和日本的比较来寻找答案的。他认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而且”首在立人”，“尊个性而张精神”。而我国的封建传统伦理则是漠视人、压抑个性的，只把人当作封建统治者的工具来看待。在与日本国民性作比较时，鲁迅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人之入侵；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1]既然要“复兴”，要“改善”，自然也就要引进新的文化思想。“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以激活国民性，补正中国国民性中的缺陷。然而“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然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2]于是代表传统文化思想的封建伦理道德便要出来抵制这“与他为难”的新文化思想的“扰乱”。新旧文化思想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在《呐喊》、《彷徨》里有着深刻的揭示和具体的体现 一、以幼者为本位的进化发展思想取代以老者为本位的退化保守思想 封建社会有一套完整的文化思想体系。“三纲五常”是其核心，其中“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集中体现了“中国封建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和君主制政治体制中最本质的方面”[3]，是“单向的以人身依附和服从为原则的绝对关系”[4]。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传统伦理道德里，“子”“妻”是依附于和必须服从于“父”“夫”的，更不用说“君”了，他们是幼弱者。老者对幼弱者有着绝对占有和支配的权力，这集中体现了老者本位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结果往往是“前者（老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却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幼弱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5]。面对这种以老者为本位的封建文化伦理道德，鲁迅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本位应在幼者”、“置重应在将来”。[6]因为“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7] 这种“本位应在幼者”、“置重应在将来”的进化发展观根植于《呐喊》、《彷徨》，并支撑着《呐喊》、《彷徨》的思想构架。在《狂人日记》中，作者看到的是一个血淋淋的礼教吃人的世界。所有的人都在吃人，甚至“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但作者最终想到的还是幼者（孩子）：“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孩子毕竟是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吃过人的人更有意义，更近完全，也更有价值，更可贵。作者把民族的出路和社会变革的希望都寄托在青年孩子（幼者）身上，因为“毁坏这铁屋”、“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8]，正需要这些后起的幼者，这也是他们的历史使命。否则，变革老者本位的社会的希望就没有了，整个民族都成了“出窝儿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9]。到那时，中国也就“国将不国”了。怀着民族存亡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作者最后发出了焦虑而沉痛的呼唤：“救救孩子……” 站在“我”和孩子的对立面的老者的代表是“我”的大哥和医生等，他们是“厨房”的主人，是这个食人社会的维护者。他们自己被人吃，也吃人，同时逼迫别人也去吃人。“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10] 《风波》中的七斤一巴掌打倒六斤，“六斤只是躺着哭”，长者的独霸、幼弱者的无力尽显出来！在《故乡》里，“我”对少年润土曾是何等地崇拜，而他父亲终于把他带走了，伙同社会吃掉了英雄的润土。当润土再度站在我面前时，“恭敬起来，分明的叫道：老爷！……”这使我无比地痛楚。这不单是“我”英